9月21日，一则消息引起了15岁的内蒙古小女孩阿桦（化名）的注意：美国俄亥俄州克里夫兰诊所即将进行一项开拓性手术———换脸！被毁容的5男7女倒计时，争夺世界上第一个换脸手术名额。在阿桦的家里，你找不到任何一面镜子或者能映出人面容的光洁物品，因为它们都被阿桦毁掉了，她永远不想再看见自己的脸。

　　5年前，10岁的阿桦被马蹄踩伤面部骨骼及肌肉，导致五官严重受损而毁容。就在那个时候，她的父母找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专家陈焕然医生，“我永远忘不了那张脸”，陈涣然说：“整个脸都扭曲变形了，而且满脸都是疤，鼻子是平的，你能想象得出，这对于一个花季少女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你不亲眼看见这些不幸被毁容的人的痛苦，你就不能深刻意识到推进换脸手术的必要性。”

　　在中国，还有数以万计像阿桦一样的严重毁容患者，他们无法通过一般的整形手术达到矫正面容的需求，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做换脸手术。然而，让陈涣然难过的是，直到现在，他仍然不能为阿桦做这项换脸手术，“尽管从一个外科医生临床技术的角度来说，这完全不成问题。”

　　皮肤、皮下组织、肌肉和骨骼

　　对脸部四层结构进行完全移植

　　在医学界，对“换脸”手术这个概念本身仍有争议，但从严格意义上讲，“换脸”手术一般是指将异体脸部的皮肤、皮下组织、肌肉和骨骼这四层结构全部移植到患者脸部的手术，难度较大。如果单纯是皮肤及皮下组织的移植，国内一般的外科医院都能完成。

　　“中国的外科医生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整个四层结构完全进行移植，这也是全球医学界共同的难题，”陈焕然说，“换脸手术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系统性首先是指在首次手术完成后，还需要进行十几次甚至几十次的调整性小手术，最后还有终生性的术后维护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手术的复杂性和风险性是不言而喻的。

　　换脸之成功标准

　　“成活”容易做到 “存活”都没把握

　　一般来说，换脸的病例有三大类：严重车祸者、烧伤者和面部肿瘤者。这些患者的面部不仅皮肤受损、而且肌肉、骨骼等都遭到了破坏，仅仅依靠传统的皮肤移植整形治疗无法恢复面容以及面部器官功能，因此需要做面部整体移植手术，即“换脸”手术。

　　判断“换脸”手术是否成功的标准也不一样，医学界通常有两种标准：成活与存活。成活以秒来计算，也就是移植后只要形态存在即可，但是没有功能，对患者意义不大；“存活”则是一个长期的概念，一个永久的存在，以月和年来计算，而且跟正常人一样，有表情和功能。

　　陈焕然说：“成活很容易做到，但要想达到存活，以目前的医疗水平谁都没有把握。”

　　换脸之技术难题

　　无法做到移植组织听从大脑指令

　　对于全球的外科医学界来说，目前在技术上仍有两大难题不可逾越。

　　难题之一：要克服来自人体免疫系统对所移植组织的排异反应，这也是所有人体器官移植共同面对的问题，同时也是为什么接受手术的病人需要终生服用抗排异反应药物的原因。

　　难题之二：要让神经分布最多的面部移植组织听从大脑的指令、完全恢复自身的功能，这是医学界目前无法做到的。这个问题是“换脸”手术与人体其他器官移植不同的地方，比如肾移植只需要让肾脏完成单一的功能即可，而人类的面部器官则不仅有自己单独的功能，同时需要承担传递人的思维、情绪等各种细微信息的职能。

　　这两大难题的攻克要依赖于基础学科的发展，也就是说，基础学科的发展速度，实际落后于外科医生的临床技术。陈焕然觉得，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不能贸然为患者做脸部移植手术。“否则结果可能会比现在更糟，克里夫兰诊所的手术也只是探索性的。”他说，“换脸手术并不像人们想象的简单一‘换’就可以了。”

　　换脸之现实困难

　　生者想“捐脸”的极其少见

　　小桐（化名）是陈焕然的又一个遗憾。

　　这个15岁的初中男孩儿被一场意外的大火残忍夺去了面容，半年后，他站在了陈医生面前。

　　“他的脸几乎是平的，肌肉和皮肤都被烧化了，面部只剩下五个洞，”陈焕然回忆说，“孩子又处于发育阶段，这种情况其实很适合做脸部移植手术。所以，我很想为他冒一次险。”然而，去哪里找这张用来移植的脸呢？

　　从医学角度来说，假设有充足的供体，即捐献者，要找到一张和患者相匹配的脸部组织，成功率是万分之一。这种匹配不仅是指肤色、年龄、大小等外部特征，更重要的是要在血型和白细胞等组织配型上达到一致，在DNA的相容性上至少要达到85%以上才可以。

　　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观念认为，生命是连续的，所以人临死时，非常看重自己身体的完整性，有谁会愿意让自己的亲人“没脸”地离去呢？

　　那段时间，陈焕然四处托朋友去交通大队、火葬场等可能出现供体的地方询问，然而，合适的供体最好在死者去世四小时之内剥离，否则就会出现细胞死亡，无法达到移植的要求。仅这一点，操作难度就很大。

　　当然，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召集志愿者做捐献。但脸部器官是人体独一无二的标志性器官，而且在中国对“换脸”的社会认知度并不高，所以做大范围的公开征集并不太现实。

　　就这样，小桐失去了做换脸手术的机会。陈焕然只能从他的大腿内侧取了几块皮肤为他做了皮肤层的移植。“但这并不能从功能上解决患者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22岁的王毅（化名）是一个极端的“例外”。今年8月，南京的帅小伙儿王毅在看了报纸上关于《美医生拟操刀“换人脸”》的报道后，萌生了应征“换脸志愿者”的念头，他说：“我厌倦了身边的一切，甚至厌倦我自己。所以我想换张脸，变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过一种全新的生活。”对此，陈医生表示：“我觉得不应该把他交给外科医生，而应该交给心理医生。”

　　换脸之伦理挑战

　　社会排异比生理排异更难对付

　　38岁的芸让陈医生在自己脸部的七八个部位做了十几次整容手术，手术非常成功，原本就很漂亮的芸不仅年轻了许多，也比从前更漂亮了。但只有一个问题：现在的芸看起来已跟原来判若两人。

　　芸得到了周围所有人的赞赏，但丈夫、朋友、同事都在称赞的同时开玩笑说：“简直是变了一个人啊，都认不出你了！”芸的父亲甚至说：“我好像有了一个新女儿。”而且，芸发现，自己6岁的小女儿在自己怀里时，神态与以前有了很大不同，眼睛里流露出陌生和恐惧。芸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时常一个人对着镜子发呆、落泪，情绪也越来越低落，最后不得不求助于心理医生。

　　“这就是当一个人的面部特征完全发生改变后，社会也会产生‘排异’反应”，陈焕然说，“一个人将拥有一张什么样的脸，从某种程度上说，已不完全是个人的事。它不仅是人们所充当的社会角色的标志，同时也是自我认知的标签。人们往往忽略患者在移植手术中的心理问题”，陈焕然说，医治一个毁容者的心理问题比医治他破损的面容更重要。“这需要我们外科医生和心理学专家共同努力，同时也有待于社会的宽容与进步。”

　　换脸之各方保障

　　首次移植手术费约十万美元

　　换脸手术在国内医院并不能“想做就做”，而是要有一套自己独特的审批系统。首先，主刀医生要向上级申请，通过行政部门审批，然后要经过医学伦理协会、法律委员会等一系列相关部门的审核才可以，这一整套程序下来，至少需要几个月时间。

　　“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一方面，进行这种探索性的手术需要更高水准的设备、特殊病房以及药物等，单靠医生个人是无法解决的，需要一个推进此项医疗探索的专门基金会。另一方面，手术费是一笔巨款。如果不算后期调整性小手术和术后维护，单是首次的移植手术，大概就要十万美元。

　　此外，还有一个法律保障问题，一是保障医生有权利来做这样的手术，二是保障患者能得到正确、恰当的治疗，而不是被庸医误诊蒙骗。陈焕然说：“消除该领域的法律盲区有助于使该行业规范化，也能避免很多因手术引起的法律纠纷。”

　　文/本报见习记者 李媚玲 供图/陈焕然

　　陈焕然：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性别重塑中心首席专家。从事整容行业近20年。他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师从著名整形外科专家陈宗基教授，获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博士学位。

　　1990年成功做了第一例变性手术，至今为止共操刀施行了几百例变性手术。陈焕然除了变性手术之外，做的更多的便是为这些变性人的未来四处奔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