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提示：一个成都女士对一名沐川县贫困生的爱心资助，却引发了资助人刘女士与沐川县教育局的“战争”，最后还闹上了法庭。不在教育界供职的刘女士，资助该学生只是个人善举，却一度被沐川县教育局人士戴上了“骗取生源”的帽子；还引来了教育局发给她单位的一封指责她不道德的公函。迫于压力，刘女士中止了对该学生的资助；但她把沐川县教育局告上了法庭，要求该局在适当范围内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该案将于本周内在锦江区法院开庭审理。

　　爱心捐助 刘女士很受伤

　　“以后在路上看见人跌倒了，我也不会立即去扶；我会想想去扶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在成都市东门某住宅小区2单元601号，记者在国庆节前第一次到了这场风波的主人公刘女士的家。

　　这是一套100平方左右的略旧商品房，客厅里没有太多的摆设，一台彩电，一个茶几，一个沙发。深棕色的家具。“从那件事发生后，我压力特别大，几乎每天失眠。”35岁的刘女士个子不高，脸色苍白，十分消瘦。她已经被查出患直肠癌近半年了，刘女士坦言，自己的家庭收入还是不错的，虽然比不上住别墅洋房的，但要捐助几个贫困学生，没有多大的问题。

　　“这是孩子的借读证明，这是缴费收据。”刘女士小心翼翼将三张单据放在了记者面前。从单据上看，刘女士已经为受助的王东(化名)捐了近千元钱。在刘女士向记者讲述事情的经过时，她的母亲一直坐在几米远的一张小板凳上。“母亲还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怕她担心，我一直没对她说。”

　　事情原由从8月底说起

　　爱心捐助本是好事，为什么刘女士要闹到和沐川县教育局对簿公堂的份上？这一切都要从8月底说起。

　　刘女士目前在成都某传媒单位广告部任职。她说，自己出生在仁寿县的一个小镇上，从小的愿望就是“一定要到大城市去。”十年苦读，终于考上大学，跳出了乡村。

　　“我是贫困地区出来的，我深深地知道那里孩子的心情。”她说，大学毕业后，她与当时的男朋友曾到沐川支持当地建设，后来男友死在了沐川，因此她对沐川怀有特殊感情。

　　今年5月份，刘女士被查出患直肠癌。她觉得生命短暂，应在有生之年做更多的好事。8月下旬，她决定在沐川资助一名贫困学生。其实，在此之前，她已经资助了四名学生。

　　8月23日，刘女士通过电话与沐川县教育局取得联系。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陈林与刘女士协商，刘女士表示欲捐助该县品学兼优、但家庭贫困的学生。同时她要求，一定要是初升高的，因为高中不是义务教育阶段。

　　陈林将该县贫困生王东的资料提供给刘女士。15岁的王东，今年考上了沐川中学，全靠其母亲李泽珍一人支撑着5口之家；从资料上看，王东的家庭年收入为4000元。“由于不想走形式”，刘女士没有经过教育局，就自己到了王东家里考察。

　　8月25日一大早，刘女士与一名朋友驱车近四个小时来到了王东所在的沐川县沐溪镇石桥村3组。此时，王东家里只有两位80多岁的老人。热情的村干部跑了几里地，把正在帮人做农活的李泽珍喊回了家。这时刘女士才对王东的家庭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李泽珍曾经远嫁江苏，在生下两个孩子后离婚带着孩子回了老家。孩子的父亲再没有和她们联系过，也没有给孩子抚养费。为了家里的两老两小，李泽珍白天帮人做农活，晚上到食品厂打工。

　　“一个女人担负起这么沉重的负担，我打心眼里佩服她。”刘女士叫李泽珍带王东来看看。一个多小时后，王东从学校回来，长像虎头虎脑的王东很惹人喜爱，刘女士作出了一个在现在看来让她有点尴尬的决定——带王东到成都读书，高中3年的费用由刘女士提供。

　　爱心捐助后发生的事让刘女士几乎崩溃

　　当日下午，刘女士带着王东与其母一起到了成都龙泉中学。对龙泉中学的环境王东感到很满意，李泽珍也同意让王东在这里读书。刘女士与龙泉中学王校长商议，学校免了王东15000元借读费，刘女士支付了学费和生活费。第二天，王东正式到在龙泉中学读书。

　　这次爱心捐助，到此应该很圆满了。可接下来发生的事，让刘女士几乎崩溃。

　　8月28日，曾经接待刘女士的沐川县教育局工作人员陈林给刘女士打来电话，他指责刘女士把王东带到成都读书，是“骗取生源”，“是不道德的”。挂掉电话后，刘女士当即给沐川县教育局局长何国林打了电话，表示自己并非学校人员，且王东三年后仍会回户籍所在地沐川参加高考，不存在“骗取生源”一说。可对方坚持认为这是“骗取生源”，并要她将立即将王东送回沐川。

　　刘女士询问了王东与母亲的意见，他们都表示愿意留在成都。

　　几天之后，刘女士所在单位收到了一封由沐川县教育局发的公函，公函的名称为“关于刘××捐助沐川县贫困学生纠纷”，整个公函都围绕着刘女士“骗取生源”“不道德”展开，对方请求刘所在单位对刘进行调查。

　　“我的爱心捐助是个人行为，却发展到了给我单位发公函的地步。”刘女士多次与教育局协商没有效果，双方的矛盾迅速升级。

　　据刘女士称，教育局当时问她，为什么没有通过教育局就捐助了孩子。他们要刘女士办捐助仪式，并且要求她进行爱心公证，把给王东三年所需要的钱一次性打到该教育局账上。刘女士的态度也很坚决，孩子想在哪里读她就资助在哪里读。

　　刘女士找到自己单位的领导反映了情况，领导当时称，这只是他的个人行为，与单位无关，这让刘女士感到欣慰。可几天之后，单位的态度也变了， 领导给她打来电话，对先前的表态作了修改，刘女士一下子感到了迷茫。

　　9月底，刘女士在沐川的同学给她打来电话，告诉她教育局有领导说要在刘的单位沟通关系，让刘在10天内“下课”。当晚刘女士彻夜难眠。第二日上午，她将辞职信交给了单位，可未得到同意。

　　国庆节前夕，刘女士告诉记者，压力太大，她已经停止对王东的资助。“以后他的学费生活费都由龙泉中学校的老师捐。”

　　刘女士说，她要求沐川教育局发公函到她所在单位向她赔礼道歉未果，于是，她将沐川教育局告上了法庭，要求该局在适当范围内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宣传部说是误会

　　记者随后来到沐川县。县教育局何局长拒绝对此事发表任何意见；记者随后来到沐川县委宣传部。

　　“可以把事情给你说一下，但我们不接受采访。”宣传部对外宣传办公室徐主任要求记者不能录音、不能笔记，并叫记者关掉了手机。在这里，记者得到了这样的说法：“一切只是一场误会。”

　　徐主任告诉记者，当初刘女士来联系时，说要找几个大老板来捐资助学，还要举办仪式。后来刘又打电话来说没时间来，叫教育局直接把贫困学生名单给她；所以才把王东的资料给了刘女士。

　　徐主任说，几天之后，沐川中学的校长找到教育局，说有个学生去成都读书了；教育局这才知道是王东到成都了。据学校说，王东的母亲李泽珍带王东走时，向学校请了个事假。几天之后李泽珍来王东寝室收拾衣物，这才说出儿子到成都读书了。

　　徐主任说，王东当时已经到沐川中学报到，可刘女士却在不给学校任何通知、不履行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带走了王东；这给学校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在此之后，陈林给刘女士打电话，但刘的电话打不通，只得找她的单位。后来，陈林终于打通刘女士的电话，“他有点生气，就说了刘女士骗生源、不道德，这都是气话。”

　　徐主任称，发公函一事，是刘女士的单位请教育局写的情况说明。“当然是把整个事情的经过写出来，上面就写了，某日陈林给刘女士打电话，说她骗生源、不道德。”徐主任再次强调这是个误会。记者要求看公函被拒绝。

　　徐主任说，孩子在那里读书都一样，“沐川今年的第一名还在乐山一中读书呢！我们是不会干涉的。”徐主任表示，县上和教育局的态度很明了了，是刘女士自己想不通，所以要闹。

　　当记者问沐川县教育局将如何面对这场官司时，徐主任称：“打就是了，我们这里有律师。”

　　对于刘女士已经停止捐助一事，徐主任表示，没人捐钱王东可以回沐川。

　　在与徐主任谈话间，不断有教育局的人给她打电话，告诉徐主任记者去过教育局。

　　孩子想留成都

　　回成都后，记者电话采访了李泽珍。她告诉记者，她们全家感谢刘女士为孩子做的一切；她为给刘女士带来的麻烦感到内疚。同时她说，刘女士走后，县教育局和沐川中学以及王东初中时的班主任都来找过她，并向她作了一份询问记录。“虽然刘女士已经不捐助孩子了，但她给孩子安排得很好。”

　　国庆节后，记者在龙泉中学见到了王东。也许是经过太多的事，王东表现出了比同龄孩子更多的成熟。“我要留在成都！我可能把沐川的人都得罪了，我不敢回去！这里的学生水平很高，我会加倍努力。”

　　刘女士的代理律师是自愿免费代理

　　刘女士的代理律师、迪泰律师事务所律师邢连超、王黎明认为，对个人捐助个人，并没有法律法规方面的限制规定。就这个个案来说，只需要捐助者与受助者监护人达成一致即可。作为行政机关发送正式公函，其可信度就非常高，沐川县教育局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将猜疑作为结论报告给其所在单位，显然损伤了刘的名誉。他们在听说刘女士的遭遇后，都愿意免费为刘女士进行代理。

　　为何停止捐助

　　事情从发生到现在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但在这一个多月里，刘女士承受了太大的压力，最后她不得不停止对王东的捐助。“龙泉中学校老师在听说此事后，表示他们会捐款王东继续在龙泉中学读书。”这让刘女士感到很欣慰。她告诉记者，她绝不会放弃与教育局的官司，但以后她不会去轻易帮助别人，“做好事带来得可能是坏后果。”

　　谈到当初的捐助，刘女士说，她之所以没有通过教育局，是因为“(教育局)要办什么捐助仪式，我不想出这些风头。”

　　当初带孩子上成都读书，刘女士说自己还是有点私心。她有个12岁的女儿，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学习成绩也好，但就是不刻苦，“我想让她看看贫困地方来的孩子学习有多刻苦，我希望女儿能以他为榜样。当然也让那些孩子，能享受到和大都市的孩子一样的学习条件。”

　　其实压力不仅来自于刘女士的单位，刘女士的丈夫也对她多多少少有些抱怨。刘女士的丈夫是个大学附属中学的老师，他虽然支持妻子资助贫困学生，但这次“惹”回的麻烦也让他十分心烦，“花钱卖罪受，到底是为什么？” 刘女士的家属与同事也都对此有所议论。

　　“我在单位上连续6年业绩第一。” 刘女士说，单位虽然说与沐川方面的纠纷是刘女士个人的事，但领导多次找她谈话，“实际上这是无形的压力。”最后，她终于决定停止捐助，“虽然很痛苦，但是我还是决定了，好在王东能继续留在成都读书。”

　　沐川教育局 捐助生可以再捐助

　　就在发稿前，记者从成都电视台拿到了他们陪同刘女士找沐川教育局何局长协商的录象带，记者整理了部分内容。

　　刘女士：为什么要找我们单位，为什么要发公函？

　　何局长：这个学生走了，我们有责任找到孩子的去向，我们要对学生的家庭负责，所以我们才着急。我们打电话到刘的单位，后来发了公函。公函对刘是有点伤害。

　　刘女士：我不是王东的监护人，学校发现王东被母亲接走后，不找其母亲反而找我。没有手续，是你们学校的失职。

　　何局长：学生毕竟是我们提供的信息，他就这么不辞而别了。学校是有规矩的，不是说转就转的，要完成手续。我们要了解学生的去向，这是我们要查的原因。

　　记者：现在刘女士把你们告上法庭，你们有什么看法？

　　何局长：告上法庭，这是她的权利，是正当的。她有他的理由，我们会在法庭上见，我们也要为我们的行为负责。

　　何局长：现在学生是在成都还是回来？等误会消除了，我希望刘女士能继续支持。

　　刘女士：我想捐助，但我捐不下去。我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你们以公函的形式，发到我单位。我单位的感觉是我做了坏事一样，我怎么捐下去？

　　何局长：(无语)

　　何局长：我们这里有对贫困学生是有捐助的，王东实际上我们也在捐助。

　　记者：既然王东已经有捐助了，你们还为什么把他提供给刘女士？

　　何局长：王东还是有权力(接受别的资助)。

　　记者：你们是否说过刘女士骗取生源？

　　何局长：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他是骗取生源也好，控制生源也好，我们没有说。

　　该案将于本周内在锦江法院开庭审理，本报将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