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随着发射塔架一二组工作平台缓缓合拢，神舟六号正式进入发射阶段。一早聚集观看船箭转运的人渐渐散去，喧闹的发射场恢复了本来的宁静。从发射塔架上放眼望去，只剩茫茫戈壁和倔强的野草。在岗位上等候了两个多小时的邓舞燕转身走回操作平台继续工作。她的工作叫“箭体垂直度调整”，即发射前让箭体尽可能保持垂直姿态。此次“神六”任务，她还负责火箭姿控总体，并同时担任火箭十个分系统之一利用系统的指挥。
这是邓第三次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2002年参加神舟四号发射时，她还是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小丫头，毫无顾虑地站在前辈身后。2003年“神五”发射前，她紧张地吐了，用圈里的话说，“懂得越多越担心”。那是她第一次正式独立担当火箭利用系统指挥。两年后的今天，她也会担心，入睡前也会和同伴念叨不停，但很快就会冷静下来去检查自己负责的每一个部分。
在航天系统，像邓这样短短3年就成长为技术骨干的年轻人，并不少见。“我们这里的一线带头人全部都是1994年以后毕业的大学生。”10月11日傍晚，走入位于北京航天城的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指挥大厅，一股令人振奋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现场为神舟六号发射做最后紧张准备的调度指挥人员，清一色是30岁出头的年轻人；当记者为如此重要的位置上那一个个年轻的面孔而感叹时，飞控中心宣传科长杨冰充满自豪地提高了声调。
“神六”七大系统“两总”比“神五”平均年轻5岁；11年时间，中国火箭设计师平均年龄下降了18岁
为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立下汗马功劳的火箭专家黄春平在退居幕后之前，就把运载火箭系统总指挥的接力棒，交到了比自己小24岁、同样属虎的年轻人刘宇手中。在神舟六号的媒体见面会上，43岁的刘宇高深地一笑，“虽然在座的是采访航天的老记者，但我相信几乎没有人见过我。”
尚志、张柏楠、陈善广……“神六”任务作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启承转合，见证了新老两代航天人的交接。
神舟五号七大系统总指挥、总设计师平均年龄53.6岁，神舟六号则降为48.7岁。其中最年轻的是飞船系统总指挥尚志，年仅42岁，这位“神五”飞船的副总指挥和“神六”飞船的总指挥，被同事评价为“飞船每遇难题都缺不了的人”。张柏楠接替戚发韧出任飞船系统总设计师一职。火箭系统也完成了由黄春平到刘宇的换代。惟一一位留下的老功臣、总设计师刘竹生7日对媒体表示：“这次发射成功了我就该回家休息了”。另外，发射场系统新任总指挥张育林、总设计师晋荣都是少壮一派。
27岁的沈朝阳，走出校门4年就担任了神舟六号飞船工程师的重任。类似的年轻技术人员走上骨干岗位挑起重任，在神舟六号飞船研制队伍已不是新闻。据悉，飞船、火箭试验队伍中35岁以下的年轻人已占80%，副主任设计师以上人员平均年龄32岁左右。从发射场到着陆场，工程其他系统的关键技术岗位上也不乏20多岁的骨干。
67岁的黄春平在他的新书《载人航天工程运载火箭系统管理实践》中统计，从1992年到2003年，火箭设计师平均年龄年轻了18岁。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是我国载人航天任务的指挥调度中心、飞行控制中心、数据处理中心和信息交换中心，是载人航天测控任务的“神经中枢”，也是航天员的“生命通道”。
从神舟一号飞上太空到神舟五号载人航天获得成功，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以百分之百的测控成功率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2004年，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被授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先进集体”；2005年1月13日，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签署通令，为他们记一等功。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已经成为继俄罗斯、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载人航天飞控中心。
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中枢，也由一群年轻人挑起了尖端技术的大梁。目前，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共拥有博士、硕士100多名，高级工程师近百名，先后在国家核心期刊和学术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340多篇，有149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部委以上奖励。其中，80%的科研成果都是由35岁以下的年轻科技人员取得的。
老专家推迟退休，手把手带大学生，艰难闯过人才断层
中国航天由年轻人挑大梁的局面其实是逼出来的。由于十年“文革”的影响，航天科技领域曾在上个世纪面临人才断层的严峻考验。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六院副院长，载人航天工程运载火箭系统副总指挥肖厚德，是“文革”前最后一批到六院报到的大学生，在接下来的14年里，六院一直没有来过新的大学生，这一历史直到1982年新一代大学生毕业才结束。
全国人大常委、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六院顾问(原党委书记)戴证良，在退休前负责单位的人事工作。据他介绍，目前的航天领域，“三四十岁的年轻人都走到了科研一线的关键岗位，掌握大量尖端核心技术，再往上就是六七十岁的人了，50多岁的科研人员很少，是一个年龄断层。”
20世纪80年代以前，戴证良经常要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劝说老一辈的科研人员推迟退休。“我们单位内部出台了一个措施，叫做‘延聘’，即关键岗位的科研人员到了退休年龄，经过我们做工作，再工作几年”。
戴证良说，“这帮本来就闲不住的人”在单位的劝说下都很乐意继续工作，大部分人都坚持工作到65岁，甚至70岁以后才退休。“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却在人才延续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老跟大家说，挺一挺，坚持坚持就过来了。”
直到1981年，终于有了新鲜血液补充进来。这一年，国防科技大学的40多名大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研制火箭发动机的山沟里。年轻的大学生被安排和老同志们一起工作，手把手地教。
现任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六院11所大推力发动机研究室副主任张金容，17年前以优异成绩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秦岭腹地的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
到达研究室的第一天，张金容发现，除了1983年、1987年和1988年分配来的几个年轻大学生以外，很难看到年轻人的影子，“大部分科研人员都已经50多岁了，人才断层给老同志和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人都带来压力。”
老科研人员精力跟不上，年轻人经验不足，为了帮助这些新来的大学生更快适应工作，研究室给每个新来的大学生分配一个老同志当导师，一帮一结成对子。张金容的导师叫张雅堂。“航天是个容易让人产生激情的事业。”张金容说，他们这一代很多人在作出人生选择时开始接触市场经济，不过对事业的追求让他们放弃了其他的选择机会。“工作和家庭负担很重，经常加班，但毕竟完成了一次艰难的人才交替。”
同一岗位链条上十岁、二十岁的差距是很普遍的。“文革”前的大学生步入老年，加上上世纪80年代中期遇到的人才流失高峰，六院当时每年新生流失率约在百分之三四十，开始大胆提拔年轻干部、培养年轻技术骨干。最突出的一个举动，就是破格提拔了一批“小高工”。正常评高工要经历9年，一些技术表现突出的年轻人，在工作5年甚至3年时就位列“高工”，和几十年工龄的老师在一起，被戏成为“小高工”。
现任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段增斌就是当年六院破格提拔的第一个“小高工”。段增斌1986年毕业于国防科大，专业是液体火箭发动机，同班共25人。当时班里流传一个说法，上大学的路是走对了，但门进错了。所以毕业分配时，一半人放弃了这个专业，去广州、深圳那些大城市，不再从事与航天有关的职业。十几年下来，留守在这一行业的同学更是寥寥无几。段当年同宿舍7个小伙子，一个去了上海经商，一个到了日本没有消息，一个留校当了老师，一个去了海军，惟一与航天相关的、分到火箭发射基地的两个室友也早早离开了岗位，如今只剩下他独自坚守。如果说，80年代末，海南淘金的经济浪潮曾让段有一点点犹豫，今天位列载人航天工程为数不多的副总设计师之列，42岁的段是彻底为航天事业“收服”了。就在“神六”发射前一天中午，段一个20多年未联系的同学找到他，当听着同学懊恼自己现在除了钱什么都没有，而“你就可以了，在载人航天这行做”，段说自己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暗喜。
张金容工作17年，15次到火箭发射现场工作。张金容把好的工作习惯和工作精神归功于老一辈科研工作者，“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在年轻人身上延续，这是最宝贵的财富”。
也正由于此，20世纪90年代初的下海潮和以后的出国留学潮，都未能动摇张金容留在航天系统的决心。有一次，一位出国留学的同学给张金容写信，描述国外的美好生活，并劝说她到国外发展。张金容说：“他们好是他们的，我们应该学会的是如何努力赶上。”
如今，38岁的张金容已成为我国火箭发动机领域年轻的女专家，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六院大推力发动机研究室副主任。38岁能够走上这样关键的岗位，张金容感到很自豪。
张金容所在的研究室有45名科研人员，年龄几乎都在40岁以下，最大的54岁，最小的是今年刚刚分来的22岁的大学生。“这种情况是我17年前大学毕业时没有预料到的。”
在业务争论中，年轻人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奋斗，赢得信任
尽管一大批年轻优秀的科技人员在工程实践中得到了培养和锻炼，但他们能不能担起重担？一个大大的问号摆在了很多人面前。
1992年3月的一天，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刚刚30岁出头的张庆伟被视为一个毛头小伙子遭到驳斥。
这一天，时任长征二号F火箭副总设计师的张庆伟代表火箭总体部门到戈壁滩与发射场进行技术协商。原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载人航天工程论证组组长王永志等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从运载车、发射场工位的定位、塔架的建设方案，到如何防护和逃生，发射场的工作程序怎样定，议题一直进展得比较顺利。但当讨论到载人发射塔架是否封闭时，空气中开始有了火药味儿。
发射场方面的观点是：加强技术区，简化发射区。对此，领导表示认同。而张庆伟提出，按火箭对高安全性和高可靠性的要求，塔架必须是封闭的，而且要精雕细刻建成封闭塔。“我们在发射场呆的时间比你小子的年龄都大，哪有你指手画脚的道理？”自诩真理在握的发射场专家们没把眼前这位固执的小伙子放在眼里，“噌”地一下站起来，拍响了桌子。
没想到对面这位属牛的小伙子丝毫不服软，也拍案而起，而且讲得头头是道。
技术方案之争，妥协就是对心中真理的背叛。经过多方论证，张庆伟提出的方案最终被采纳了。
就在神舟四号飞船发射前夕，酒泉基地遭遇了30年来罕见的严寒。如果没有一个封闭的发射塔架，就难以采取有效保温措施，早已摩拳擦掌的火箭和飞船都只好打道回府。
发射场的老总心服口服了：这个张庆伟，果然厉害！当年脸红脖子粗地与我对拍桌子，凭的并不完全是一股青春的冲动。
的确，年轻并不意味着全是青春的冲动。航天领域的许多年轻人都在工作中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奋斗，赢得了大家的信任。
1961年11月出生的张庆伟，从1988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起，10多年间中国航天的重大事件，他几乎都参与其中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988年，刚刚毕业的张庆伟凭借在计算机辅助设计方面的过硬功夫，解决了用长征三号火箭发射美国休斯公司亚洲一号卫星时星箭分离方面的重要瓶颈。1990年4月，亚洲一号发射成功，张庆伟被破格晋升为高级工程师。3个月后，中国第一枚大推力捆绑式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张庆伟因为成功解决了整流罩分离难题，再次成为航天系统的明星人物。1991年，张庆伟作为主要起草人之一，执笔起草了关于我国进行载人飞船试验的论证报告，并任发射飞船的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
1996年，中国发射卫星连续数次失败，元气大伤。关键时刻，张庆伟临危受命，担任长征火箭发射卫星的责任人和发射队队长，为长征系列火箭在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上打了个翻身仗。
1999年11月29日，在第十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颁奖典礼上，高票当选的张庆伟回赠给大会一面随神舟一号试验飞船绕地球14圈、行程60万公里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旗。就在9天前，年仅38岁的张庆伟担任神舟一号试验副总指挥，临场镇静决策，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今，作为最年轻的十六届中共中央委员和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张庆伟已经成功参与指挥了从神舟一号飞上太空到神舟五号载人航天获得成功。记者采访他时，他正忙碌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为神舟六号发射做最后的紧张准备。
年轻人担纲，突破核心航天技术，让中国火箭有了“中国心”
除了张庆伟，载人航天工程中的袁家军、雷凡培，也先后被评为第十一届、第十三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三位领军人物，三个“十大杰出青年”。这正是成千上万为神舟系列飞船成功发射而奋斗的青年科技精英的缩影。
袁家军，1984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飞机设计与应用力学系，1987年毕业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获空间飞行器设计专业硕士学位。从那一刻起，他开始为实现自己的航天梦奋力拼搏。对工作的精益求精和对技术的准确理解与把握，使袁家军很快从年轻的航天人中脱颖而出。
1995年，袁家军担任神舟一号试验飞船系统第一副总指挥后，组织制订出一套适合飞船研制特点的并行工程管理办法。1999年底，他圆满完成了神舟一号试验飞船发射任务。2000年4月，袁再任神舟飞船系统总指挥，成功指挥了神舟二号、神舟三号飞船的发射。
三艘飞船的漂亮飞天，使袁家军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少帅军团中的领军人物。
1999年11月24日，江泽民主席到航天城观看返回舱时，听罢袁家军条理清晰、简明扼要的汇报，十分高兴：“这位年轻人才37岁，说明航天事业后继有人。”朱基总理视察航天城时，袁家军担纲全过程讲解。合影时，总理特意点名：“刚才介绍情况的那位37岁的副院长在哪里？”
我国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突破了一系列核心航天技术，拥有火箭发动机等关键航天产品的自主知识产权。这其中，饱含着雷凡培和他的同事们付出的艰辛努力。
1987年，24岁的雷凡培从西北工业大学硕士毕业，当时他完全可以留在繁华都市，走一条舒适的人生道路。但他却一头扎进秦岭深处的三线航天基地，把未来奉献给了我国的液体火箭发动机事业。
发动机是火箭的心脏。不断改进液体火箭发动机技术，给中国火箭打造一颗实实在在的“中国心”。这是雷凡培和同事们多年的心愿，他们为此不懈奋斗。
雷凡培投身航天事业之后不久，我国长征火箭就走向了世界商业卫星发射市场。从1990年4月发射亚洲一号卫星起，到2002年5月发射风云卫星和海洋卫星，长征火箭每次发射，都采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六研究院研制的液体火箭发动机，作为一、二级火箭的动力系统。
1992年，中央决定实施载人航天工程，用于发射神舟飞船的长征2F火箭，其一级火箭芯级、助推级和二级火箭的发动机全部由雷凡培所在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六研究院研制。他们对火箭发动机进行了适应性改进，进行了20余次地面可靠性热试车，为长征2F火箭发射神舟飞船奠定了坚实的动力基础。
多年来，雷凡培和他的同事们研制生产的火箭发动机在历次航天发射中一直保持着100%的成功率，并成功地突破了某新型尖端火箭发动机的关键技术，这标志着我国已掌握运载火箭核心动力技术，让中国火箭有了一颗实实在在的“中国心”。“我国的载人航天活动从时间上落后了美俄几十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才赶得上。”黄春平说，“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在总体设计上是跨越式的，我们的人才培养和成长同样是跨越式的。”
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在此间向记者表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一个重大成就在于，用十几年时间培养了一支新的航天人才队伍。他评价说：“这支队伍很年轻，但他们这十几年里一直在一线工作，积累了经验，增长了知识，而且是在载人航天工程这个高度严格的环境和伟大的精神氛围培育中成长起来的，所以现在都能够挑大梁了。把担子交给他们，我们这一代人很放心。”
(本报记者 杨得志 郑萍萍 李健 特约记者 左赛春 崔伟光 新华社记者 白瑞雪 孙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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