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特约记者胡奎，记者卢波、喻菲报道

　　自从1433年秋天郑和病死在第七次下西洋的归途中，中国人对未知疆域的探险已中断了572年。西方人喜欢把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的漫步和哥伦布发现美洲作类比，神舟的远行是否能够算是郑和下西洋的延续呢

　　中国第一个太空人是杨利伟，他比人类第一个航天员加加林迟了42年飞上太空。他来自辽宁省绥中县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退休干部，母亲是中学退休老师。2003年10月，在一夜之间，他成为了中国的民族英雄。

　　杨利伟这个名字改变了太空的格局，而太空改变了他的生活，更改变着其他中国人的生活。在他上天两年后的又一个金秋，几亿中国人停下工作，收看电视直播，看杨利伟的两位战友飞上太空。他们中的一些青少年，也许会从梦想着成为姚明和盖茨，一改为梦想要当个太空人，航向无边无际的宇宙。

　　中国参与世界历史

　　神舟这个名字本身，勾起一些人对六个世纪前郑和宝船的联想。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中把郑和的船队与哥伦布的船队作过一个比较:“一般的船宽150英尺，长370英尺，最大的船宽180英尺，长444英尺。它们与哥伦布的小旗舰——宽25英尺、长120英尺的圣玛丽亚号相比，是名副其实的浮动宫殿。”中国探险船队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具有毫无疑问的领先意义。

　　但是，今天许多历史学家恐怕都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说郑和的远洋具有很高的考古学价值，但它却没有成为影响世界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西方人的远航引出了的是：发现新大陆、环航地球、奴隶贸易、殖民帝国……成为影响世界近代史的重要环节。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中国才重新开始了“远航”。他们相信，太空中应该有中国人的位置。香港天文学会副会长吴伟坚说，“其实，对天空的爱好是人类所共有的。”

　　太空旅行是中国人赢回人类文明进程的话语权的一种方式。随着中国太空人的上天，一个由汉语和英语拼合成的新词已开始在西方主流媒体上流行：taikonaut（即太空人，把汉字的“太空”与英文航天员astronaut的后缀拼合而成）。

　　以描写宇航题材知名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星河说：“太空探险实际上是大航海的延续。”但今天推动人们前往太空的，当然不是一船胡椒、肉桂，人们需要寻找别的意义:掌握未来。

　　新一轮太空探索

　　中国的两次载人航天都显得很“平常”。两年前，神舟五号飞船发射前，人们猜测最多的，是杨利伟上天后会第一句说什么话。“感觉良好。”这是后来由媒体传回地面的第一句话。本来，一些网友以为，他会在太空中发表一番慷慨激昂的宣言。

　　称得上“壮举”的是，杨利伟在太空中展示了中国国旗和联合国国旗。而美国航天员阿姆斯特朗登月时，只在月球上插上了一面美国国旗。

　　神舟六号飞行过程中，两位航天员与家属进行了通话。地面的一位孩子对父亲说:“爸，我等待你回来和我一块钓鱼。”父亲说:“好的。我看到我们美丽的地球，把它拍回来跟你一起欣赏,好吗？”另一位孩子的父亲，正好在太空中过生日。在孩子唱起生日祝福歌时，航天员轻轻擦了一下眼睛。

　　一切都很平静，充满了人情味。但是，中国太空人提出了悬念:一个新的太空时代是否已经由此开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顾问、曾获得“两弹一星”授勋的航天专家王希季说，新一轮太空探索将以新的模式和新的目标登场。

　　“头一轮是美苏在政治上炫耀国力，技术上追求互相压倒。而新一轮太空探索表现出全然不同的格局。”他说。

　　第一个特征是除美俄两国继续领先之外，中国、欧洲、日本、印度等正试图从跟随者转变为平等探索者，并且试图涉入载人航天、空间站、月球探索和火星探索等美俄的传统领地;第二个特征是探索的目标。以前是追求技术突破，包括技术轰动，而现在是追求实际效能，包括探索“天疆”——有人称作“第四边疆”，即传统的陆地、海洋和低空（飞机能穿越的大气层）之外的外太空边疆。

　　闵桂荣、王希季等中国航天界的四位院士曾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国家将建设空间基础设施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专家解释说，代表国家到太空中探索的先头部队就是空间基础设施，它铺到哪里，探索就扩展到哪里。

　　用有限的经费取得世界公认的成果

　　“昂贵的证明”，英国《经济学家》曾用这样的字眼来报道中国的神舟载人航天计划。它的作者表达了一种西方发达国家“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花费近190亿元人民币，来发展载人航天，对于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来说，有些太昂贵了。

　　苏联的崩溃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但与美国的军备竞赛无疑是直接原因之一，而在当时，太空飞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政治和军事。

　　神六到底花了多少钱？这目前还是一个秘密。但据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中心的研究员潘厚任等专家透露，中国绝对是用有限的投资来取得更好的效果的，“所以摆在中国航天人面前的一个比较困难任务就是用有限的经费取得世界上比较公认的成果”。

　　潘厚任透露说，整个神舟系列飞船，也就是神一到神六，花的钱不到美国一年在太空方面整个投资的十分之一。而且，这些投资三分之二左右都留下了固定资产，以后都能用，真正消耗掉的也就是三分之一。

　　随着神六一同上天的，除了国人的自豪感之外，还有一些被赋予特殊寓意的东西。比如，媒体报道说，神六上将有1克来自台湾的泥土和9克取自中国大陆的泥土一同遨游太空，完成一次太空“和平之旅”。

　　放弃航天飞机计划

　　这些情况都说明，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已经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搞“两弹一星”时的情况有了很大不同。

　　王希季回顾说，在中国载人航天计划启动后，很快出现了道路之争：使用航天飞机还是飞船。“当时，美国航天飞机取得了巨大的轰动，所以国内主导意见是上航天飞机。宇宙飞船开始根本排不上号。”

　　在整整争论了三年后，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计划工程正式制定，提出了研制和运行以空间站为核心的载人航天系统，而天地往返系统确定为宇宙飞船，即后来的神舟号。

　　当年力主飞船方案的王希季说，如果当时上航天飞机，现在载人计划恐怕早就下马了。“美国的航天飞机原来计划一年飞80次，现在的几架飞机一般只能飞三四次，每次要花五亿美元。在经济上完全是个灾难。”在两架航天飞机失事后，都出现了长时间的停飞。

　　随后，苏联的“暴风雪”、欧洲的“赫尔梅斯”等航天飞机计划相继下马。神舟也成为世界上20年来惟一成功的新“飞天”计划。王希季认为，中国航天的成功经验应归结为量力而行和因己制宜。

　　美联社在一篇报道中说:“世界不一样了。与把华盛顿和莫斯科都卷进去的、充满竞争意味的‘空间竞赛’不同，中国的人类太空之旅没有多少对抗的意味──它向它的人民以及国际社会显示，中国正作为一个现代规则的游戏者，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而崛起。”

　　开放环境中的航天事业

　　与以前几乎完全依靠自力更生不同，中国载人飞船的研制是在开放的环境中进行的。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合作已成为世界宇航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石和战略布局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国家航天局副局长罗格说：“早在1977年9月，中国航天技术代表团就率先走出国门，对法国空间技术进行了考察。紧接着在1978年8月和11月，中国航天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日本和美国国家航天局。从此长期与外界隔绝的局面终于打破了，改革开放使中国航天迎来了春天。”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国航天同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与有关政府和部门签订了18项协议和备忘录，开办了40多家中外合资企业，从国外引进、建成了30多条民用产品生产线，中国的几十大类、数百种机电产品销往世界各国。

　　从1998年到2003年，中国又分别与欧洲空间局、俄罗斯等签署了20多项政府和部门间的合作协议、备忘录;分别与美国、俄罗斯、法国、德国、巴西等40多个国家召开了政府间空间合作联委会以及不同形式的磋商会、研讨会达30余次;中国发表了世人瞩目的《中国的航天》白皮书。世界空间周活动也连续3年在中国举办。

　　此间，中巴联合研制的资源卫星成功发射，中、法、德合作研制的鑫诺卫星成功运行，中欧合作双星计划已开始进入工程研制阶段，亚太七国合作研制的多任务小卫星已完成初步设计，中俄、中乌合作已有了实质性进展。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进而制定出了“全力铸造国际一流宇航公司”的发展目标，与国际一流宇航公司进行全面的对标管理。这在以前的时代是难以想像的。

　　从土豆到人

　　但是，中国的太空计划却直接与毛泽东有关。他曾在一首诗中写道:“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这既是充满华夏古代文化色彩的诗句，又是符合现代天文学原理的科学描述。

　　在知道苏联人造卫星和航天员上了天时，毛泽东同全世界的政治家们一样为之震惊。他问:“我们怎么能算是强国呢？我们甚至无法把一颗土豆送上太空。”

　　1958年5月，中国还未摆脱“一穷二白”，毛泽东就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据了解，在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还曾培训过一批自己的航天员，但国力的限制使最高决策者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周恩来说，我们地球上的事情还没有搞好，天上的事情还是交给后代吧。

　　然而，中国的太空探索计划即使在“文革”中并没有放弃。1986年3月，邓小平启动“863计划”，载人航天被写进了计划中。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启动。

　　这时，创造了经济奇迹的中国已经有了实力支撑起庞大的工程。1999年11月20日，中国第一艘试验飞船神舟一号顺利起飞，随后四年，又发射了三艘不载人的飞船。

　　虽然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虽然还有几千万贫困人口，虽然还有相当数量的下岗工人，一些村子还没有通公路，没有通电，老百姓看不到电视转播飞船发射。但在中国航天政策制定者看来，发展空间技术，对于消除贫困，走向全面小康，至少有三种很现实的意义：

　　一是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在发展生产力方面起先导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航天技术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高技术群，荟萃了当今世界上科学技术的许多最新成果。航天技术的发展可以带动一系列科学技术的进步。

　　二是促进可持续发展，改善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从气象预报到高产育种，从资源勘测到灾害监测，从导航定位到城市规划，从卫星电视教育到远程医疗，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国土面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航天技术实在太重要了。

　　三是调整产业结构。航天技术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许多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产品，可以直接或经过二次开发后在传统产业中进行推广、应用和移植；航天技术的管理方法、通用软件、人才和设备优势也可以为传统产业借用，极大地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

　　脚踩在泥土地上，半个身子在工业化进程中，脑袋已置于信息空间——这是中国巨人展示在世界面前的形象。在“十一五”规划即将实施前起飞的神舟系列飞船，对此是一个很好的注释。

　　在这种情势下，杨利伟以及他的后继者要面对的，首先并不是如何迎对外国的所谓“天军”。经济全球化，才是对中国航天的真正压力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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