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巴老去世的消息，本报记者接通了与巴老颇有文缘的文汇出版社总编辑萧关鸿的电话。他特意为本报撰写了一幕幕关于巴老的难忘往事。
巴老去世了，这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因为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后一位文学大师离开了，也可以说，在我们有生之年，再也不可能有这样一位大师与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城市里了。
巴老病重了好几年，他不能提笔，甚至不能说话，但他只要一息尚存，这棵擎天大树就还支撑着，我们就在大树底下。遇到任何事情，我们都会想，巴老一定会怎么说。我们会有一种踏实的感觉。巴老去世了，我相信大家都会感到一种巨大的不可替代无法弥补的缺憾。
与上海血肉相连
尤其是上海人，对巴老的感情会更深。巴老一生大部分时间，尤其是晚年生活在上海。一个城市文化的标志，最重要的不是大剧院美术馆，更不是世纪大道摩天大楼，而是与这个城市血肉相连的文学大师和艺术大师，是一个或者一批标志性的人物。我们谈上海城市文化，城市精神，不能不首先说巴老，巴老是最重要的标志。当然，巴老不仅属于上海。新时期以来，巴老是中国文化界的旗帜。
这方面，大家已经谈了很多。我只想再谈谈自己的切身感受，就是巴老对于上海文化事业的重要性，对于文化事业的支持。
我原先供职的一份文化月刊创刊100期时，因为那时巴老生病不能出门，我和老主编梅朵去他家送请柬，向他汇报。巴老平时很少讲话，一般也不大送客人出门，但那天他送我们出来，还在门口照相留念。这张照片我还保存着。之后，我去办“文汇特刊”，巴老就给我们作品。当时办“文汇特刊”很困难，第一期他就把作品给了我们。
我知道这不是对我个人的支持。他不是对什么人都这样支持的，他觉得你做的事业、你做的文化事业的精神跟他是一致的，他就支持你。他总是说自己是“五四运动”的儿子，是鲁迅的学生，你看鲁迅出殡时的照片有五六个年轻人抬棺，巴老就是其中一位。我觉得，五四的精神、鲁迅的精神和巴金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巴老所以成为我们时代旗帜的最重要的方面。巴老具有巨大的精神力量。我不常去打扰他，我们的交谈也不多，常常是他听我与小林聊天，偶尔插上几句。但我感到我们的心灵是相通的，有巴老的支持我们就会坚定不移地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
巴老一直坚守他的理想和原则，尤其到了晚年，可以说老而弥坚。讲真话，再也不说违心话。这说起来容易，但真正做到不易。巴老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只要还在思想、还能说话、始终坚守自己的原则，他的原则性很强。说实话，上海缺少大师级的人物。一个城市需要这样标志性的人物，巴老、柯灵、王元化这几位都是上海城市文化的标志。但是柯灵先生去世了，现在巴老又去世了，上海这样的人物太少了，与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不相称。国际大都市不仅有经济指数，还有文化指数。朴实无华而力透纸背接下来我想谈谈他的人格力量。
我觉得，一个文学大师在社会上的影响除了思想的力量、文学的力量之外，还要靠他的人格影响力，而且人格力量越到后来越重要。有些人有很好的作品，也有独到的见解，但人品不怎么样，便不会受到人们的尊敬。有的人作品影响非常大，但人格有局限，气度不大，最终也会影响到他作品上不去，就缺一口气，缺少一个台阶不能成为大师。我觉得大师和非大师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具有精神力量和人格力量。巴金身上就有种很伟大的人格力量。这使他晚年的作品朴实无华而力透纸背气势非凡。
巴老的人格力量可以表现在惊天动地的大风暴面前，也可以表现在不经意的小地方小细节上。有些人到他这么高的地位会患得患失，谨小慎微。巴老不这样，别人不敢讲话，他敢讲话，这一点我非常崇敬他。
他晚年很淡泊，把世事看得很透，什么风浪都无所谓。在场面上大人物常常做戏，但在生活里小细节上却无法伪装。常常在一些小事情上，更能看出伟人的人品人格。
巴老与一位普通的老编辑王仰晨的故事特别感人。王仰晨与巴老的通信开始于抗战胜利以后，算起来有六十多年。王仰晨一直是个默默无闻老老实实的编辑，巴老的声望则如日中天。但他们的友谊持续了六十多年。不管是暗天无日还是阳光明媚，巴老都对他敞开心扉，在信中对他谈肖珊的死，谈儿子的病，谈女儿的婚事，谈共同的朋友，更多的是谈书谈文学，谈时局谈思想，这样的谈心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可以说巴老从来没有和一个朋友谈得这么长这么多。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喜怒哀乐的巴金跃然纸上，字里行间一颗正直的善良的热烈的心脏在跳动，而你会不由自主地为一种伟大的人格力量所震撼。
李小林打电话给我说，有这样一本书信集巴老说让我出版，我喜出望外，要知道这是《巴金全集》之外唯一一本巴老未发表过的手稿，数量又这么大，而且巴老还答应为这本书信集写序。巴老已宣布搁笔多年，这可以说是他最后的一篇文章。
巴老在序中说：“我把这本书献给他。”编辑历来是无名英雄，往往编辑默默无闻一辈子。但巴老在他九十三岁时没有忘记他的编辑，这就是他的人格。
编完《巴金译文集》之后，王仰晨已经有十来年没见巴老，他很想念巴老。这本书信集出版以后，我就想让他们两位老人见面了却一个心愿。我把王仰晨请到上海来，陪他去见巴老。当时的场面非常感人，两位老人握着手相对无言，此时无声胜有声。我把新书送到巴老手里，巴老抚摸着很激动。李小林说这是巴老最满意的一本书。我担心巴老累了，想替他拿书，但我抽不出来，只觉得巴老紧紧捏着这本书不放。
另外还有一件小事，我女儿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带着她去看巴老，我们在谈话，女儿在一边听。告别时，巴老注意到她说：我送本书给她。他到书柜里找出一本儿童文学，签上名，“送给萧未小朋友”。我女儿看到巴爷爷签名很激动，她一辈子不会忘记这件事。这样一本书会影响她一生，我女儿后来开始写诗，在高中还出了本诗集。
与一份报纸的感情
我还想谈一谈巴老和《文汇报》的关系。这个题目还没人谈过。
《文汇报》是目前历史最久的一份报纸。从1938年创刊到现在，巴金和它一直有关系。他在《文汇报》总共发了七十几篇文章。他和《文汇报》、《文汇读书周报》最后与文汇出版社保持了这么悠久的密切的关系。这在文坛和老一辈作家里都是很少见的。现在《文汇报》也有人想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做研究，这是一个很好的课题。
这七十几篇文章非常有意思，有一条脉络，可以看出巴老思想的发展。解放初，他的文章衷心歌颂新中国新社会，也衷心拥护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后来开始随着历次运动写文章批判胡风，批判“左派”，批判所谓“毒草”，可以看出这些都是奉命之作，违心之言。最后，他自己也受到批判。文革中批判巴老最厉害的也是《文汇报》。文革结束，巴老复出的第一篇文章也是在《文汇报》上发表的。以后二十年间，巴老的许多重要文章都是在《文汇报》和《文汇读书周报》上首发的。
比如，他为《六十年文选》写的序，他写道：“过去我说的空话太多，后来又说了很多假话，要重印这些文章，就应该对读者说明哪些是真话，那些是空话假话，可是我没有精力做这种事。”
巴老晚年的最后几篇文章都是在《文汇报》上发表的。他最后一本书，也就是给王仰晨的书信集也是交给文汇出版社出版的。《文汇报》是中国很有代表性的一张知识分子报纸，巴老又是中国很有代表性的大知识分子。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碰撞发出的火花，是一部精彩的历史。它在很大程度上还不是一部文学史，而是一部思想史，具有思想史的价值。如果有人认真研究，可能从一个很新的角度反映巴老的思想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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