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总是指望着非西方的艺术家讲出点社会意义，这也是一个框架，看你艺术家会不会自己往里面走。实际上有的知名艺术家已经和当地的电影文化多少有点脱节，他们的作品仍然被不自觉地看成当地文化的象征。
撰稿／沈 双
现在学界流行的关键词是“表演”。什么都算表演。一个文本，一场社会运动，一种意识形态，一个商业合同。这背后的道理其实不难理解：只不过是在说上述的所有事件都不是在真空的静止的状态中存在的。什么都有个对象，任何事都可能带来互动。所以演员和观众是可以互换的，舞台和生活也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按道理，表演理论可以使社会生活的空间变大一点，个人的能动性变强一点。话是这么说，实际上有的时候，越是谈表演，越是让人感到层层叠叠的社会规范，密得连语言都不能冲破。
先是9月底和几个朋友在下城小剧场里看的一个另类话剧，极其形象地把当今社会中的表演文化嘲讽了一下。话剧的题目大概可以翻译成“段子”，不是随便的段子，而是在试镜或者试演时演员被指定做的类似小品一样的段子。整个话剧也是由其中的演员亲身表演过的“段子”组成的。这样的段子多半是极其程式化，非常僵硬的。演员和导演看起来都不舒服。本来这个戏也不过是讽刺一下演艺界，似乎与外人无大干系。但是选的段子很有社会性，加上观众又比较另类，所以整个演出的互动倒是变成了一场有意思的社会文化的表演。
比如说种族。在一个段子里，演员被要求演一个杂货店老板，新移民，口音很重，手脚很勤快。戏里所有演员都是亚裔，下城的观众成分很杂，所以就很能引起共鸣。还有一段，演员不知不觉地就落入了一个角色，很自然地扮演了一个毫无自信心，容易紧张的亚裔的书呆子形象。我的一个朋友就觉得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把脸扭开不看了。还有一个段子，导演要找一个“大街”（ｓｔｒｅｅｔ上的形象，指那种很酷的，泡妞的，说脏话的小混混的形象。结果演员自己就是街上长大的，连台词都认不全，反倒造成了超级真实的效果。
“段子”是个喜剧，聪明机智，但是笑了一场之后也就没有什么令人回味的东西了。接下来的纽约电影节也有几个电影走了同样的路数，把生活和电影混淆起来，重新反省什么是电影，尤其是来自非西方国家的电影。
日本导演Ｍｉｔｓｕｏ Ｙａｎａｇｉｍａｃｈｉ的新电影《到底谁是加缪？》讲的是一群电影学院的学生制作毕业作品的故事。从教授到学生，没有一个不完全生活在电影的世界里。令人分不清他们什么时候在演戏，什么时候在过自己的生活。教授是一个过气了的老导演，被学生们比作《威尼斯之死》里面的迷恋青春岁月的Ａｓｃｈｅｎｂａｃｈ，他自己也就接受了这个角色。把脸涂得白白的，与自己暗恋的女生去赴宴。结果发现是一场骗局。另一位女生，整天神经兮兮地逼着情人娶她，被其他的电影学生称为“Ａｄｅｌｅ”来自特鲁福电影中的女主角。后来她也做了一件电影里已经安排好的情节，把她的男朋友推下了楼。
据导演解释，这部电影意在暗喻当今日本的心理状态。大概是想说整个日本都是在扮演别人设计好了的角色，在人家划好的模板上涂涂改改，或者是要表达日本某一类人，也许这位导演也算一个。
另一位亚洲电影大腕侯孝贤的新作《最好的时光》，好像是不自觉地在自己以前的原创作品的模板上又描了一遍。我的朋友戏称之为侯孝贤“缩写本”。这个电影分三段，第一段“恋爱梦”像是《童年往事》，第二段“自由梦”像是《海上花》，第三段“青春梦”说不出像什么，但是也没有什么新鲜感。要命的是，侯导又在某个场合谈到有意通过这部电影探讨两岸关系，按照这个思路想下去，好像最后一段三个男女之间别别扭扭的，略带暴力倾向的恋爱关系，有点类同这两年的两岸关系。但是这么一说，也就更没新意了。
西方世界总是指望着非西方的艺术家讲出点社会意义，这也是一个框架，看你艺术家会不会自己往里面走。实际上有的知名艺术家已经和当地的电影文化多少有点脱节，他们的作品仍然被不自觉地看成当地文化的象征。
今年的电影节还有一个特殊节目，就是为纪念日本的竹叶电影公司成立110周年而放映的几十部该公司制作的电影。从默片到新片，铺天盖地，一时间纽约满世界是日本电影。纽约的好处坏处都在这里了：它的丰富都满得溢了出来，使你不再怀疑这背后是否还存有某种特定的眼光，特定的趣味，主导着外国文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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