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500多名外逃贪官如何引渡，700多亿外流资产如何追回，是执法部门工作的核心，也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近些年，所有解决方案的提出，都围绕《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展开。原因之一，就在于反腐任务的完成，必须要各国在一个目标、一个平台上合作达成。合作的平台是什么？就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新华社报道，10月22日，我国政府将《公约》提请立法机关审议批准。这意味着，我国即将迈上国际合作反腐的法律平台。
《公约》通过的时间，是2003年10月31日，同年12月10日，我国签署了该公约。那么，为什么要在近两年之后，《公约》才被提交审议批准？这是因为，在国际法里，“签署”只代表一个国家对公约内容的认证，是“初步同意”态度的表达。而“批准”则显得更为正式，意味着一国承担公约义务，接受公约拘束。
国际公约不同于国内立法，它是各国间利益妥协的结果，指望所有条款与我国现行法律一致，当然不可能。
所以，签署之后，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时间，检视《公约》对缔约国的要求，哪些是强制性的义务？哪些是必要性的措施？现行法律制度与《公约》相比，存在哪些冲突和差异，又有哪些缺位和不足？
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在就《公约》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说明时说：“公约批准后，有关部门将按照计划，抓紧落实中国有关法律制度与公约的衔接工作，如制定反洗钱法、修订刑法中有关行贿和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规定等。”可见，批准公约的同时，我国也将加速反腐立法的进程，使《公约》与我国立法相衔接。
那么，哪些法律该被列入修订范围？审视《公约》与其他国际刑事公约的不同，在于其三大特点，即“预防腐败行为、打击腐败犯罪、追缴腐败收益。”讨论《公约》对我国法律的要求，自然也应由此入手。
先说预防。在制度性腐败情况下，腐败个人并非孤立的“烂苹果”，清除单个人并不能挽救一筐苹果，而《公约》提供的，就是整筐苹果预防腐烂以及保鲜的措施。比如，它要求我们制定有效、协调的反腐败政策，使这些政策体现法治、廉正、透明度、问责制、妥善管理公共事务与财产等诸项原则。具体说来，就是官员财产依法申报、公共采购透明化以及可疑资金的强化监测。适应《公约》要求，把政策细化为可操作的法律规定，是当务之急。
再看定罪。比照《公约》，我国《刑法》在犯罪设置上尚有差距。如《公约》规定，“贿赂”是公职人员索取或收受的“不正当好处”，而我国《刑法》则将贿赂对象规定为“财物”，从打击贿赂的效果上看，规定为“不正当好处”，显然比“财物”要有力。
另外，我国洗钱罪目前涵盖的“上游犯罪”并不包括腐败犯罪，无论《刑法》还是即将出台的《反洗钱法》都必须予以修正。
资金追回制度是《公约》的最大创新。这恰恰也是我国现行法律中最薄弱的一环。小到资产扣押、冻结期间的具体操作，大至追回资产的措施、没收判决的承认，以及对失踪、逃跑、死亡犯罪嫌疑人财产的处理，乃至饱受争议的“资产收益分享”制度，目前都还在无法可依的阶段，需要及时出台措施，作为国际合作的依据。
可以说，从签署《公约》到提请批准，我国采取了极为审慎的态度，历时两年的调研便是明证。如今，《公约》即将交付批准，成为真正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律文件。
待批准后，有关部门当以更加审慎、务实、负责任的态度去实践它，使之真正成为我们预防腐败的指南，打击犯罪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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