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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总是亚洲？
亚洲生产方式增加了禽流感传播和爆发的危险，政府和人民却对流感的可怕缺乏认识。
撰稿／汪 伟（记者）
1997年到2005年这8年，Ｈ5Ｎ1型禽流感病毒在亚洲造成的损失一言蔽之，是1．5亿只家禽被宰杀，100多人被感染，60多人死亡。而专家认为，在未来的禽流感全球爆发格局中，多灾多难的亚洲仍会是这场世界危机的中心。
世界范围内的科学家花费了巨量精力来研究这种病毒。它作用于禽鸟和人类时的惨酷景象，让他们忧心不已。
从亚洲到欧洲，随着研究的深入，Ｈ5Ｎ1病毒也在迅速扩散。亚洲、欧洲和美洲已经出现了它的影踪。研究人员担心，Ｈ5Ｎ1的影响所及，还很有可能从东南亚渐次南亚次大陆，最终达到非洲。
科学家都在试图弄清Ｈ5Ｎ1全球传播的路线、机制和规律，以利于全球范围内的预防和疫情控制。但是在疫情最烈的亚洲，Ｈ5ＮＩ出现、传播、变异和引发大规模家禽死亡并感染到人类的过程，并没有得到全面深入的揭示。
“亚洲生产方式”的风险
现在已经可以肯定，Ｈ5Ｎ1病毒来自于野鸟，而传播的关键一环在于野鸟将这种病毒传播给了家禽。一旦家禽染病，人类从家禽那里感染病毒的风险立刻大大增加。
“高致病型禽流感源于低致病型的禽流感在高度稠密的鸟群中持续传播”，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生物化学系微生物免疫学教授厄尔·布朗（Ｅａｒｌ Ｂｒｏｗｎ）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因此必须要防止野生鸟类感染家禽。当病毒能够在高度密集的鸟类中进行传播时，病毒就能大量突变造成严重疾病。”
1997年在香港爆发的上一轮禽流感，以及2003年爆发并持续到现在的东南亚最新一轮禽流感，Ｈ5Ｎ1禽流感病毒都有可能经过了从野鸟到家禽的关键一环。而这关键一环是怎么实现的，为什么又在亚洲反复实现，目前并无统一说法。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经看到，这种反复发作的“亚洲恶梦”与“亚洲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关联。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说，“中国的广东省饲养着数以亿计的鸡、鸭和鹅。很多家禽都在花园、农场和池塘间自由自在地穿行。禽流感病毒通过野生鸟类的粪便雨点般落入这个家禽的海洋，在那里它们能够尽情地传播和交换基因。”
显而易见，家禽在“花园、农场和池塘间自由自在地穿行”，而鸟类在头顶生活和迁徙的景象，决不仅仅出现在中国的广东。这是东南亚农业经济的典型形态。放养、散养的家禽，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为农业家庭提供蛋、肉等营养物质，支持原初形态的农业循环经济：家禽啄食来自田间的稻谷和沟渠中的鱼虾，它们的排泄物作为“农家肥”又被施入稻田或菜地，增进土地上的作物生长。在河网密集的湖区、灌区和沿海地带，小规模的养殖业直接附着于原有的地理形态。中国长江流域的农民利用沿湖地带养鸭，或者饲养半野生的野鸭和大雁。湄公河三角洲是越南最大的稻米产区，然而这条季节性泛滥的河流上，农业机械化程度很低，农户耕作土地外，普遍饲养最古老的几种家禽和家畜：鸡、鸭、鹅，猪和水牛。这种典型的“亚洲生产方式”，覆盖范围从中国北方寒冷的东北直到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喀拉拉邦。几千年以来，家禽是亚洲农民最好的伙伴。亚洲农业的历史和它们紧密相连，当然，也和它们带来的疾病紧密相连。
江西省科学院生物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戴年华研究员说，他所在的江西省鄱阳湖区的农民饲养的家禽，以及那些说不清是野生动物还是家禽的野鸭和大雁，与它们迁徙的同类处于不停的接触之中。
在禽流感变得风声鹤唳之后，这种散养的传统显得非常危险，因为家禽和携带病毒野鸟有充分接触的机会，并且顺理成章地受到感染。水禽即使感染了危险的Ｈ5Ｎ1病毒也不显现症状，但当病毒传染给了鸡以后，就会爆发致命的疫情。
而且，专家一致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普遍将家禽与家畜混养，是一种极易引发各种动物之间的互相感染的生产方式：它给禽流感从家禽到人传染，准备了桥梁。
在流行病学上，这种接触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很难预测。但可以肯定，这增加了疾病传播的风险。其中就包括Ｈ5Ｎ1。而且，这种风险还在于一家一户的养殖不能有效发现疫情。一个农妇养的5只鸡全部死亡，同一个村庄的其他农妇也要等到自家的鸡开始死亡，才有可能明白其中的关联。但这还是不会引起1公里以外的另一个村庄的警惕。
香港大学教授管轶说，欧洲主要是农场养殖，相比散养和混养而言，农场养殖便于发现疫情，发现后统一捕杀、控制的能力也比较强。
但在亚洲，即使是农场养殖，也因为动物福利问题长期进展缓慢而导致养鸡场内的疾病控制十分困难。曾在瑞士禽流感病毒疫苗生产厂家罗氏担任技术部专家的陈伟光认为，限于经济能力和法律进展，亚洲的家禽企业饲养环境不注重动物福利，饲养密度偏大，饲养方式落后。
“一些鸡场冬季饲养密度过大因地面蒸发及动物体排出的水汽量增加舍内常较潮湿，饲养密度太大，往往也会诱发鸡群发生呼吸道疾病和眼病。”陈伟光说。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韦伯斯特认为，亚洲大型养鸡场中鸡的密度大，鸡笼环境狭窄，加上传统的活禽市场，都是禽流感迅速流行的重要原因。这些因素不仅导致鸡的生长环境不卫生，而且禽流感病毒能迅速改变基因结构，助长了病毒基因的“重组”，使得禽流感可能迅速变异，引起现在禽流感的Ｈ5Ｎ1病毒。他警告说，这种生产环境下，Ｈ5Ｎ1病毒与人类流感病毒混合以致具备人传人的风险急剧增加。
也许是政府宣传力度还不够，或是因为目前禽流感造成死亡的人数并不多，亚洲许多禽流感爆发的国家的民众仍然做着一些“高危动作”：泰国的斗鸡场上，主人会为受伤的斗鸡吸血疗伤；亚洲的农户不习惯把死因不明的鸡做消毒掩埋处理，而是把它们吃掉；有一些死去的禽流感患者，也只是被掩埋在房屋附近。
亚洲的隐忧
一方面是亚洲的环境和生产方式、生活增加了禽流感爆发的风险，一方面，亚洲的医疗和公共卫生体系却令人担忧。禽流感全球传播链形成的同时，世界各国在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协调下，试图建立起禽流感全球防御体系。但限于公共财政能力、公共卫生基础和亚洲现行的社会福利制度，有人担心，亚洲将会是这个防御体系中脆弱的一环。
东南亚地区遍布山高林密的雨林地带，中部亚洲则高原山脉连绵不断，这些地带位于全球鸟类迁徙的路线上，但是居住期间的居民并没有很好的公共卫生制度保障。
2003年ＳＡＲＳ后，中国的农村地区幸而逃过一劫，此后，国家一再追加资金，以加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设。事实证明，预防是防止大规模流行疾病发生最经济、最有效的途径，但是农村——尤其是贫困农村地区——的基层公共卫生状况仍然让人担忧，它们对可能到来的禽流感疫情的防御能力如何？
根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不久关于医疗改革的报告，很多贫困地区的居民他们自觉没钱接受治疗时，即使生了病，也不会前去就诊。由于“扛病”的惯性，他们没有足够的知识和动力，去向政府报告家人的可疑病情。这种医疗制度的现状面对流行疾病爆发，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国家无力监测最初疫情，难以形成全面准确的判断，最终无法快速有效形成决策。在“时间就是生命”的公共卫生事件中，一直有公共卫生专家担心，即使中国的社会比欧美国家更易于快速整合和动员，但是当一种新的疫情爆发的时候，它可能会错失最宝贵的控制时机。
而如何加强对民众的教育也是重要的问题。至少在现在，因为感到无力改变延续数千年的生产方式，很少有亚洲国家将传统养殖方式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因此虽然禽流感、ＳＡＲＳ和猪链球菌乃至血吸虫等疾病这些年来显现出明显的流行趋向，但并没有改变亚洲分散的农户养殖的状况。即使民众认识到这些在动物和人之间传播的疾病的严重性，谁来补偿他们的经济损失呢？虽然“农业规模化”的提法由来已久，但几乎没有经济学家研究替代农户养殖模式的可能。占中国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民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疾病全球化的夹击，存在哪些风险，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有什么短期对策和长期规划——这些问题几乎摆在所有亚洲国家的中央政府面前。至少从目前看来，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很有可能决定未来的大规模流行疾病的防治前途，然而对它们的回答并不能让人满意。
亚洲缺乏历史经验
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Ｈ5Ｎ1型禽流感之所以仅在亚洲感染并夺去人类的生命，是因为亚洲人的体质更容易感染这种疾病，但管轶并不这么认为。
“没有证据证明亚洲人与欧洲人的体质对流感的敏感性有很大差异”，管轶说，“当然，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之间没有差异。”但是，因为某种历史原因，亚洲人对流感的恐惧程度远远要低于欧洲和美国人。
“美国人对流感的恐惧，主要是来自1918年的黑暗记忆。他们有翔实的资料记录那一次灾难，但1918年的中国，甚至亚洲其他国家，都没有留下太多的历史资料。”管轶说，“国人因此轻视了流感的危险。”
余新中是南开大学研究医疗社会史的历史学家，他对本刊表示，对中国历史上的疫病及其社会后果和救助机制的研究，至今十分匮乏。历史记载不完善，资料匮乏是研究者面临的难题之一。来自美国、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最活跃的学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中国1919年之前的历史上。在中国文献中统称“瘟疫”的流行病中，学者们主要关心鼠疫、天花、麻疹、水痘、霍乱、伤寒、痢疾、猩红热和白喉等疾病，几乎没有任何关于致命的大流感的历史研究。
在这种情况下，管轶所担忧的对流感“无所畏惧”的状况，显然不无道理。一位动物学家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认为，流行病专家对禽流感高度警惕，或许有点“太过了”。
“我本人不是流行病学专家，对禽流感恐慌我觉得是不是强调得有点过。”他谨慎地说，“一种病毒的进化，包括它与人类的关联，都有一个过程，不会说，短时期内把一个种群消灭掉。而且，从进化的角度看，某些病毒有助于一个种群的进化。”
他甚至认为，现在研究者为了得到他们本来应该得到的研究经费，不得不夸大本领域面临的问题的重要性，以吸引目光。
江西省科学院的戴年华研究员则谈到防治禽流感面临着现实困难。国家林业局已经到鄱阳湖区部署了防治禽流感的工作，要求监控鄱阳湖区的候鸟情况。一旦发现有死亡的候鸟，应该向有关单位报告检测。但地方政府觉得无从下手，既因为湖区养殖的方式，也因为在活的野鸟中取样困难。
2003年的ＳＡＲＳ后，余新中编了一本名为“瘟疫下的社会拯救”的历史著作，极力提醒中国人应该反省历史上疾病大流行的教训，推动完善政府社会医疗制度，同时在“疫情公开、应对流言和发挥民间力量”三个方面，将过去的灾难化为民族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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