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24日，第三届中国改革论坛在北京开幕。300名学者、官员、体改系统元老汇聚一堂，激辩改革。
这是一次大腕云集的会议，有曾经叱咤风云的体改元老杜润生、童大林，也有学界的党国英、刘守英、孙立平、迟福林等人，还有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等与会。
这也是一个特定时期的特殊聚会。选择于十六届五中全会落幕、“十一五”规划发布之际，自有其深长意味。
微妙的针对性
近年尤其是去年从来，关于中国改革功过是非的争论，关于今后中国走向的争论，一浪高过一浪。形势一度白热化。
在第三届中国改革论坛的总结发言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就披露：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对他说，“中国改革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而代价最少。因为我们的改革跟别的国家不一样，我们有邓小平理论，我们坚持了公有制为主体，我们加强了宏观调控，所以不能否定改革。”
“中央领导有这个结论我很高兴。”高尚全进一步解读，温总理在关于“十一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同坚决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分不开的。“我认为这种提法是有针对性的”。
作为中国改革高端决策的参与者，高尚全不可避免卷入了争论的漩涡。他的态度一直明确而坚定，在多种场合，反复为改革申辩。高尚全认为：“如果把握不好这个问题，就会有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千万不要上当。”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纪检委书记彭森也宣称：改革成就斐然，作为改革的参与者、实践者，他对此深感自豪。他同时提醒大家注意——
当前或者一段时间以来，对中国改革的认识和评价确实存在一些不和谐声音，比如教条主义的东西，形而上学的东西，还有舆论上的炒作，包括一些功利化的误导。
他旗帜鲜明地表态：“我认为这些东西对于动员全国人民深化改革有害。”
让研讨会进入高潮的，则是当天的告别晚宴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铁映即兴演讲，肯定“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实践”。
这一点成为本届改革论坛的一个鲜明的主题。
回应郎顾之争
自去年郎咸平炮轰国企改革后，关乎此的争论也越来越多，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放生就此做了专题发言。
“按有些人的说法，国企改革是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产生的。我认为不是这样。”周放生这样开门见山地宣示自己的立场。他认为，历史的真相是：“国企改革是逼出来的，不改革就没法生存，决非刻意的人为设计，也并不是事先有一个什么主义。”
“我想如果要对中国的国企改革有透彻的了解，做出切中要害的分析，那么仅仅对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分析是不够的。不仅要看猪跑，更要吃猪肉。有的学者基本没看过猪跑，更谈不上吃猪肉，却要对中国国企改革下结论，确实不够负责任。”
周放生此言，看来也是若有所指。
在谈到国企改革的前途问题时，周放生说，目前有“三论”：一是悲观论，对国企改革完全丧失信心，二是速胜论，第三是持久论。他认为，悲观论和速胜论都不符合事实，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是持久论。
那么还要“持久”多少时间？周放生的的预测是“已经改了20年，还要少则十年，多则20年，现在仅仅走了一半。”
“有争论是好事，”高尚全对此的观点是，“当前迫切的问题是要取得改革共识，即三个底线：一、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二、坚持改革开放，而不是否定改革开放。三、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高尚全承认，“取得共识的难度很大，前景既不能悲观，但也未可乐观。”
政府改革
在本次论坛上，另外一个焦点是“十一五规划”透露出来的丰富信息。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范恒山透露，早在起草文件之初，中央就非常明确地提出，要把建议制定成一个改革的建议。
范恒山曾参与建议制定规划，他认为其中的行政体制改革，至少包含如下几个动作，有多重的解读意味。
一是进一步调整政府结构的设置，要加强和完善从事经济调节和社会管理的机构，撤销那些直接从事和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及社会事务的机构。
二是要撤并党委和政府职责相同和相近的部门，确实需要党委政府共同承担的职能尽量采取合署办公的形式。
三是理顺上下级政府机构设置，换言之，中央和地方可能在不少领域需重新分权。
四是要减少行政层级。
范恒山认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建议中居于各项改革的首位，值得认真对待。
与会专家认为，近年来改革的激烈争议之所以爆发，重要原因在于“容易改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骨头”。
“现在看来，我们仅仅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更深层次的改革远未完成。”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感慨说。
对于政府改革，迟福林认为“形成这样的决策已经不容易，经过了好几年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本报记者 晓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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