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秀是反抗精英的手段
记者：因为非典这个话题，你除了做电视公益片，还在广州街头做了一场秀，你让百余市民戴上口罩亲身体验“非典”隔离恐慌，然后把几位舞蹈家关进了黑箱子，彻底与围观者失去联系。舞蹈家在里面做着各种表演，而工作人员则将一大桶墨水分别倒到5个透明玻璃箱上，黑色墨水慢慢沿着玻璃箱往下滑，直至将所有的箱体染成黑色，它们象征什么？你的艺术初衷是什么？
舒勇：其实这象征着当时人们被突如其来的灾难击垮的信心。人类在灾难面前显得无助而渺小。这次艺术的初衷就是想用一种新的方式纪录非典时期那段全人类无法逃避而又刻骨铭心的经历。
记者：有媒体和个人批判你的行为艺术表现手法肤浅而生硬，是在用作秀来制造社会影响，你个人怎么看？
舒勇：其实我不介意别人说我是一种作秀，相反，很多时候我就是想借用作秀来创作艺术。因为各种各样的作秀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最具表像特征的某种形式，作秀的场所也成为城市中最具活力的地方，作秀正逐渐成为眼球经济时代一种最为普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娱乐方式。而所谓的精英艺术恰恰缺乏这些。作秀将成为我反抗精英的一种手段，我认为在当代日益复杂的社会中肤浅而直白比伪精英来得更有意义。肤浅和生硬也许更容易产生共性的力量，而这种共性的力量是我所努力追寻的。
记者：你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和你的行为艺术一样，你自己怎么评价自己？对一些非议和批评，你持什么样的态度呢？你难道从未动摇过？或者怀疑过自己的艺术主张吗？
舒勇：我不愿过多地去评价自己，因为这样没有任何意义。非议和批评正日渐成为我生存中的宝贵经验。我曾经多次动摇，但从不怀疑自己的艺术主张。
作者:本报记者邓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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