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第三届性文化节举办期间,广州的同性恋团体非常活跃。
11月6日晚,当“智行”、“爱白”等同性恋团体的成员与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展开对话时,记者们纷纷将镜头对准了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
在其他同性恋者仍对公开身份顾虑重重时,这个名叫郑远涛的年轻人去年就已在电视上露面。身为广州公开同性恋者身份的第一人,郑远涛说自己很幸运,他有条件站出来,也有责任做一些对同性恋团体整体有利的事情,“我做志愿者的理想是提高同性恋者的权利意识,倡导同性恋者自尊自爱。”
爱上男班长让对方恐惧
25岁的郑远涛首次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者身份是去年的“艾滋病日”,为广东省疾控中心开展的同性恋艾滋病预防工作在电视上做公益宣传,呼吁同性恋者接受艾滋病检测。后来又接受天津电视台访谈,与防艾专家张北川教授、公开同性恋者导演崔子恩一起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爱情故事。
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的郑远涛很斯文、有些艺术青年的气质。当自己身边青春期的男生开始对女生感兴趣的时候,郑远涛开始发现自己喜欢的不是女生,确认了自己的性取向。
读高一时,班上一个女同学对他倾慕不已,甚至想要改变他,但他一直没跟女孩子拍过拖,“因为我很诚实”。但当他第一次向心仪的男班长表白时,却引发了对方的恐惧,最后对方刻意跟他保持距离。
同性取向一度在单位公开
现在,郑远涛挂在MSN上的照片是一个年轻、瘦削的男孩,“他是我男朋友”。当听到别人夸他男朋友很帅时,他也会像所有人一样得意地笑起来。
广外毕业的郑远涛学的是英语,毕业后曾在一个出版社工作,当时他的同性取向在单位是公开的。现在的郑处于兼职翻译状态,没有固定的同事、公司。2001年接触到“爱白”网后觉得趣味相投,也成了一名从事网络编辑的志愿者。
■对话
“父母赞成我公开性取向”
记者(下简称“记”)有些同性恋者最初发现自己是同性取向时会非常迷茫,你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吗?
郑远涛(下简称“郑”):没有。十三四岁时,我就开始接受有关同性恋的资讯,广州毗邻香港,香港那时候已经有同性恋者电影节,那时候《费城故事》、《喜宴》等同性恋题材的电影已经出来了,我当时就看过。
失眠的是我不是妈妈
记:你父母知道你的性取向后是什么样的反应?
郑:读高三的时候,我就告诉了我妈,我妈再告诉了我爸,他俩知道后反应都不是很大。我的家庭环境相对宽松,爸爸是大学教师,妈妈是文学编辑,文学作品和读物里面或多或少都有同性恋的题材,他们对同性恋有一定认识。最近和妈妈谈起那天向她公开性取向的心情,才知道当晚失眠的人是我,而不是妈妈。
记:是什么促使你在媒体上向公众公开自己是同性恋者的身份?
郑: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所在。我觉得自己的生活环境很幸运,身边有包容、支持我的父母和朋友,让我有条件站出来公开自己的性取向。
记:当时你征求过父母的意见吗?
郑:我和他们说了。其实在我通过媒体向公众公开之前,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学时只有个别很亲密的同学知道,上大学后逐步对要好的同学和室友公开,后来基本上都公开了。我妈的熟人会问我有没有女朋友,我妈就会含糊地说我有了。我确实是有,不过不是“女朋友”,是男朋友。
记:考虑过公开身份对家人造成的压力吗?
郑:相比于对同性恋者团体整体的好处,这种压力是微不足道的。所以父母还是赞成公开。
争取权益是个长期过程
记:广州的同性恋者这一群体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郑:我因为长期为跨地域的中文网站爱白服务,对本地的同性恋者群体了解并不深,最近才开始和一些积极的本地志愿者有接触。广州的同性恋者有好几十万,有些是隐秘的,千姿百态;有积极的,也有玩乐的。任何群体都有这样的状态。
记:你觉得广州的同性恋者在维护自身权益方面做得如何?
郑:我初步的印象是大家都很勤奋,有务实精神,做了不少基础工作。争取权益将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同性恋者群体内部成长起来的法律、心理学、社会学等各学科的专业人士的勇敢、识见和努力。目前这些方面的人力资源当然还远远不够,但很多朋友流露出的锐气使我有信心:前途是光明的!
记:作为一个同性恋志愿者,你的理想是什么?
郑:我的优势在外语,我希望能翻译国外这方面的文学作品,传播高格调、美好的同性文化,提高我们这个群体的维权意识,倡导自尊自爱,同时也丰富同性恋文化。
本报记者 严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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