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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转型调查
2001年，阜新被确定为全国惟一的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全国50余座资源枯竭型城市，都希望阜新能为大家闯出一条成功的转型之路。然而，阜新的探索过程是漫长而辛酸的，并且，有人质疑：就算阜新模式成功了，谁又敢保证这种模式是放之于其它城市而皆准的。
从这个角度讲，阜新试验和改革的意义最主要的可能是为更多城市提供前车之鉴
本刊记者/李楠
“蘑菇的价格不稳定，经常是上下波动，就像股市一样。”聊到养殖食用菌的收入时，30出头的李连革打了这样一个比方。
6月13日中午，记者在辽宁省阜新市细河区四合镇碱巴拉荒村的农业园区见到了李连革，在他承包的三区11号大棚里，李连革满头大汗地忙活着，采下来的蘑菇被他细心地按个头大小、形状好坏分开，分别装在若干个一溜排开的大箩筐里。
在李连革的身上，发生了一个富于戏剧性的身份变换。现在，他是碱巴拉荒村绿色田园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员，按照阜新市有关部门的提法，应该叫做“农业工人”。而在2000年时，李连革还是阜新市新丘露天煤矿的团支部副书记，副科级干部。
2001年3月，阜新市的东梁矿、平安矿、新丘矿和新丘露天矿一起宣告破产，李连革在拿了不到1万元的安置费以后“下岗”了。煤矿破产之后，矿上的党员团员带领一批下岗矿工响应阜新市“经济转型”的号召，转向搞起了现代农业。
如果时光退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时代，像李连革这样在煤矿上工作的阜新人是无比自豪的。当时，煤矿工人的工资是全国各个行业中最高的，很多姑娘都希望能够找一个在矿上工作的丈夫。
但是，今天的阜新已大不如往昔，地下蕴藏的煤在被开采了近100年之后逐步走向枯竭，大型煤矿相继破产，大批煤矿工人失业，这座城市不得不开始寻求出路。
碱巴拉荒农业园区是阜新市决定进行经济转型以来建立起来的15个农业园区中的一个，李连革们则成了这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在寻找新的发展方向的道路上的先行者。
20年的转型争吵
作为全国知名的“煤城”，阜新曾有辉煌的历史。
“一五”期间，中国在前苏联的援助下确定了156个重点发展的重工业项目，其中58个在东北地区，阜新一个市就占了其中4个。
据介绍，建国以来，阜新每年的煤产量年均达到1200万吨，一个形象的比喻是，用载重60吨的卡车装载起阜新出产的原煤，排起队来可以绕地球赤道4圈半。
那时候，阜新像其它煤炭城市一样，一切“以煤为纲”——每当煤产量有所波动，中央或辽宁省立即就会派员前来督促。在阜新的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政府机关关门，所有干部下井挖煤的怪事。这种政策一直持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
“以煤为纲”给阜新造成的后果，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暴露。这一时期，阜新的煤储量虽然只开采了近一半，但是近一步开采的成本大幅上升，原因是此前原煤生产主要靠开采成本相对低的露天矿，而剩余储量基本蕴藏在地下700米以下。
在开采成本加大的同时，矿工年龄老化等问题也接踵而来。到2000年，阜新的经济跌落到了谷底，经济总量连续多年辽宁省排名最后，近20万城市人口处于156元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占城市人口总数25%；农村贫困人口60万，比例超过50%。
1980年，新丘竖井的倒闭引发了社会动荡。当年，中央派出了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为首的调查组深入阜新调研。
回到北京以后，调查组撰写了一份名为《要重视解决穷城穷市问题》的报告上报中央，报告说“煤电之城，穷得出奇”。
报告还颇有先见之明地指出，“建国以来，国家对阜新的投资88%投在了煤电上，地方工业、农业、教育合起来为12%。畸形投资结构造成畸形的经济结构，要解决阜新的问题，必须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然而这份材料只在领导层传阅，影响没有扩散到整个社会。就这样过去了5年。
1985年，阜新市统计局的一位干部到朝阳市考察，发现这个原本远不如阜新的城市的工业产值已经超过阜新20个亿！他就此给当时的市委书记马波写了一份报告。马波立即再次派人前往朝阳考察，考察得出的结论是：朝阳之所以发展较快，是因为及时上了一些地方性的项目。
马波据此向辽宁省要求资金支持，进行地方工业建设，本来省里计划拨款27个亿，结果正式批准后变成了2.7个亿。一怒之下，马波给辽宁省委写了一封信，指出阜新的教训是，30年都没有认识到煤电之城的发展规律：“发现-开采-高潮-萎缩-枯竭”。
这位市委书记在信中警告，如果接下来的20年，国家再不扶植阜新把其他工业发展起来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马波的信在辽宁省内造成了很大的震动，同时也把阜新转型的讨论扩展到了社会层面。但这封信也引起了省里一些领导的不满，认为阜新缺乏自力更生精神。为此，马波的政治前途受到了影响。
结果，又是6年过去了，时间到了1991年。在这一年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阜新市委书记王亚忱联合来自全国150多个煤炭城市的代表提交了一份提案，要求重视解决煤炭城市转型问题。
1991年8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到辽宁解决三角债问题，王亚忱请辽宁的全国人大代表给朱基写信，促成了朱基的阜新之行。但当时，对于资源枯竭的标准还没有统一认识，直属煤炭工业部的阜新煤矿对资源萎缩在即的说法不认同，他们的说法是，“即使每年开采1000万吨，坚持50年没问题”。朱基的阜新之行无果而终。
朱基走后，阜新市没有放弃努力。国家计委先后于1992年11月和1997年4月下发了2085号和721号两个文件，支持阜新转型。几位当时的国务院主要领导分别对2085号文件做了批示，但阜新的转型之路仍然没有理出头绪。
在阜新八届党代会到九届党代会之间的5年里，阜新的经济增长仅为2.6%，几乎陷于停滞。
强力政府的争取
阜新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王金瑛认为，在这段时间内，阜新市对于转型的指导思想有问题，第一是把眼光紧紧盯在工业上，煤炭不行了，就要发展化工、电子；第二是等待国家支持，希望白给一些项目，可是大形势已经由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
因此阜新转型的呼声几近20年，却没有实质性进展。
2001年5月，阜新市九届党代会召开，新一届班子上台，王琼出任市委书记。正是在这一次换届之后，阜新的转型真正迈出了尝试性的一步。在起草九届党代会报告的时候，王琼决定把“经济转型”确定为报告的主题，在此之前，国家和辽宁省对阜新的标准提法是“产业转型”。
发展现代农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业，被确定为阜新“经济转型”的方向。见证了20年毫无结果的转型争论的王金瑛说，转型方向是正确的——阜新历史上就是宜农地区，拥有适合农业发展的自然资源；另外，农业安排劳动力的成本要远低于工业。
阜新的转型想法是：从2002年到2005年4年里，建设一批现代农业示范区；此后5年里，基本建成全国生态农业建设示范区。用9年基本完成转型。
根据这个规划，阜新将租用周边12个乡镇农民的8000公顷土地；建设50个农业园区；以及200个以养殖为主的专业小区。显然，转型之路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成本”。
一个并不完全的数据可以大致推测出转型的成本——一个农业园区的建设资金就需要2000多万元，50个即意味着10亿元，而这笔资金只是三大规划中的一项。
除了建设的投入之外，阜新的还面临着另外一个成本。目前阜新市有下岗失业职工11万多，解决这些人的就业和生计问题，可想而知是一笔多么可观的数目。
阜新转型的起步，应该说是当地政府强力争取的结果。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促动了转型的进展。
2001年8月，李岚清到辽宁视察，有关领导汇报了阜新极度贫困的状况。在一次一个半小时的讲话中，李岚清用40分钟谈阜新。他说“要把这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变成经济发达的城市，在世界上创造个奇迹。”
阜新抓住了这个机会。8月31日，王琼和阜新市长姚建平给李岚清写了一封信，表达了阜新对国务院关心的感谢和艰苦奋斗的决心。3天后，阜新接到来自北京的指示，李岚清要在中南海听阜新的工作汇报。
12月14日，李岚清在中南海第三会议室里听取阜新汇报。李岚清在听汇报时插话说：“只有你们自力更生，我们才有信心支持你们。”
在这次汇报中，阜新提出了向国家要转型试点的要求，得到了李岚清的认可，于是阜新在国阅[2001]76号文件中被确定为全国惟一的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
2002年2月28日，国家一次性安排资金11.8亿用于沉陷区治理，拨款9亿用于安置三矿破产，细河治理给了4000万，贷款支持海洲露天矿和清河门竖井的改造，并拨付资金改造农村电网等等。
应该说，试点城市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商家。一位参与经济转型工作的官员说，阜新现在不断接到来自国内外投资咨询的电话。阜新已经建起15个农业园区和30个专业小区，吸引到上海的大江集团、光明乳业、河南双汇等60多家大型企业。双汇把年屠宰100万头生猪的生产线建在了阜新。
经过2002年的转型之路后，阜新市于2003年3月发布了阶段性的成果：GDP增幅为20.4%，增幅居全省第一。如果以上统计数字没有水分的话，阜新经济转型的开局是相当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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