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从张家福的手术记录中可以看出,当时在手术中,由于感染而导致的粘连情况比较严重,在分离食管与右中下肺的粘连时,张家福的食管被割破。食管缝合后,同样由于粘连,在分离血管的时候,右肺干动脉被割破导致大出血。抢救中,胸科医院另一位胸外科主治医生许栋生及时赶到手术室,打开张家福的心包,结扎了右肺主动脉,从而控制了失血,但是这也导致了张家福的右肺被全部切除。
记者:肺动脉的损伤和食管的损伤是操作不慎引起的吗?
赵一昕:我认为不是,一个外科医生做手术的情况下他都是小心谨慎的,他压力都是很大的。
记者:那你跟我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况。
赵一昕:当时的情况就是我们一开胸以后,感到组织肺和食管和心包周围组织界限不清,看不清楚。
记者:在这种看不清楚的情况下怎么操作的?
赵一昕:就是一点点地用电刀剥离和剪刀剪。正常的话应该是有一个腔隙的,间隙一拨里头都是脓出来,很臭,然后一剥离就出血,一剥离就出血,我们当时出血的量也比较大,在我印象当中。
记者:但是在你没有一个明确界限的依据情况下,你怎么进行?
赵一昕:凭经验,凭手摸。
记者:完全靠一个医生的经验?
赵一昕:对。
解说:据赵医生描述,当时,食管的损伤、右肺干动脉的损伤都是在解剖过程中,由于组织之间粘连、界限不清而造成的,这也恰恰应验了手术前那位朱亚玲医生所提醒的:患者得病时间较长,可能会存在粘连严重的情况,术前要有思想准备,备份要充足。
记者:您在手术前是否预见了可能会出现对于肺动脉和食管的损伤?
赵一昕:大出血这种并发症比较多,这是我首先要考虑的问题,那么食管的损伤,就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考虑了、预见了,但是说我预见了考虑了,就不发生就不出现,这是两码事。
记者:那就是您个人认为现在张家福身体上留下的这些影响是手术的并发症导致的。
赵一昕:对。
记者:那这个并发症的概念就是说医生对此并不负有医疗过错的这种责任。
赵一昕:对。
解说:当张家福偷到病历,看到手术中导致右肺全切、食管损伤等一系列问题后,曾经多次找到胸科医院进行交涉。
张家福:找他们谈话的时候,朱亚玲是副院长,她就讲了,她说你对我们的治疗如果不满意
你可以去告我们。
记者:那医院总得给你一个说法吧,怎么办?
张家福:当时他们没有说法,当时他不承认他有错,直到现在他们也不承认他们错了。
解说:张家福没有想到,院方认为这一系列问题都属于手术中的并发症,医生不存在过错行为,更让张家福没有想到的是,那第一次手术才仅仅是他痛苦的开端。就在这一次手术十天之后,被损伤的食管缝合处,开始发生严重的食管胸膜瘘,胃液以及食物逆流到食管,从瘘口流入已经被切除的右肺胸腔。为此,张家福又接受了第二次空肠造口手术,每次进食都通过人工把流质直接打入肠道,可即使这样,两个月过去了,食管的损伤仍然没有愈合的迹象。由于缺乏营养,此时的张家福,体重已经从100多斤降到了70多斤。
张家福:我就问那个主任医生,我说赵主任,我说食管漏了有没有补救办法,他说有啊,我讲什么是补救办法,他说上支架,我说什么叫支架,他就讲给我听有8公分长,没上之前很细,他说比如有小指头那么细,如果上到里面胀的时候膨胀开来,然后就把那个洞堵住了。
赵一昕:他非要从嘴巴进食,带膜支架放上去是可以解决他进食的,但这只是一个暂时性的。
记者:这个暂时是一个什么概念?
赵一昕:将来还要取出来。
解说:1998年12月17日,张家福在两个月之内接受了第三次手术。为了堵住食管瘘口,促进食管愈合,在食管中安放了金属记忆支架。
张家福:上进去以后做X光透视,透视的时候同样都是钡餐,喝进去以后站着就流出来,
从这个支架的外壁流出来,如果说睡下来它就流不出来。
记者:这说明什么呢?
张家福:支架已经上失败了,本身就是失败了。
记者:那医生怎么说呢?
张家福:这时候姓赵的主任走了。
记者:走了?
张家福:走了,到外国去了,出国去了。
解说:1998年12月17日安放了金属记忆支架,时隔半个月后,赵医生出国进修。此时的金属记忆支架,还留在张家福的食管中。
记者:身体是什么感觉?
张家福:痛的简直像针在里面扎,扎得人简直要绷开了那种感觉,开始用止痛片来止痛,止痛片吃了以后上瘾,先是一颗然后再加,一颗不够两颗,一直加到四颗,稍微忍一忍能坚持15分钟,然后那个反复就来了,后来都给我打杜冷丁。
记者:打杜冷丁?
张家福:打杜冷丁,打一个礼拜我不敢打了。
记者:那你疼怎么办呢?
张家福:忍啊,日夜睡不着觉,然后在床上坐着受不了就下来,我的家属搀着我,这手抓个管子,这手拎个桶子,把那个冲洗胸腔的管子背在肩膀上面,然后就在那大厅里面转,日夜24小时不停地转。
记者:为什么要走呢?
张家福:疼得受不了。
解说:此时赵医生已经出国,为了缓解疼痛,张家福找到了胸科医院另一位对食管支架颇有研究的张柏生医生,请求会诊。张柏生医生诊断是,支架植入后修补瘘口不完善,仍有少量消化液进入胸腔,支架内径偏小、弹力不足,建议取出支架,重新安放比较合适的新支架。
张家福:我说,张主任求你把我的支架取出来,我实在太痛苦了,他说张家福,你这个支架我不能代你取,我讲为什么,他说取支架要担风险的,谁给你上的谁来取。
记者:医院有没有协调过这件事情或者给你安排过手术?
张家福:没有。
记者:赵医生被派出国,他出国之后的医疗活动应该是由谁来接治?
陈宇宁:应该就是由病区的医生接治。
记者:但是我们是看到了张医生已经明确地提出择期提取并且要建议再次植入另外一种特制的支架,但是这些事情都没有人做。
陈宇宁:那么是不是就是其他的医生在取支架上面经验是不是不足,取的过程中可能风险比较大。
记者:但是如果不取的话,它留在人的身体里风险不是更大吗?
陈宇宁:我不是搞这个专业的,很难对这个事情做出一个评述,但是这个病人肯定是有医生管的而且医生肯定我想一定对他很负责任的。
解说:然而事实上却是从1999年1月4日,张柏生医生提出会诊意见,到同年7月赵医生回国,这段时间内,那个金属记忆支架,一直都留在张家福的体内,院方也始终没有给张家福一个明确的说法。
记者:您在当时的时候认为这个支架植入人体的时间,您自己有一个判断吗?
赵一昕:我认为是三个月到半年。书上没有写三个月,这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
记者:如果不取出来会怎么样?
赵一昕:因为它是一种弹力性支架,比如说胸痛、出血,支架的两端如果刺激了组织以后会产生肉芽,这些情况全都碰到过。
记者:您个人都遇到过?
赵一昕:对。
记者:也很清楚?
赵一昕:对。
记者:回来之后给他取这个支架的时候当时是什么情况?
赵一昕:取了两次,取的时候就取不出来,很吃力。
张家福:他跟张柏生两个医生把我喊到那个治疗室去取支架,用那个钩子取支架,想把它(从嘴里)勾出来,我是人平躺着的,结果把我人勾坐起来都没有取出来,结果张柏生讲了一句话,老赵不能这样,这样把食道拽断了以后如果大出血开刀都来不及,结果放弃,失败。
记者:支架你是说都拽不出来了?
张家福:长肉芽了,钉起来了拽不出来的。
记者:那当时往出拉的时候你什么感觉?
张家福:痛啊,拽得出血了,拽了以后,坐起来以后一口一口血朝外吐。
记者:把你人都拉得坐起来了?
张家福:嗯。
记者:这是因为支架放置时间过长所致吗?
赵一昕:两方面吧,跟时间也有关,跟他个体的差异也有关。
记者:有时间的这个因素。
赵一昕:对。
记者:可是您出国了,出国了的话这个事情怎么办?他的病情是不能延误的。
赵一昕:因为这个问题一谈会牵扯到很多问题出来,比如说是我离开了这个医院那这个医院的医疗工作就不进行了?
记者:你也认为这个医疗行为是有责任的、有过错的?
赵一昕:这个摆多长时间,是不是一定要有过错,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事后诸葛亮吧,我们回过头来看如果取出来应该是好一些,你说硬要加个过错或者硬要加个什么我觉得没有必要,他肯定是认为我们有过错。
记者:赵医生在国外,他可能不清楚院方有没有就这个因素形成过一个正式的调查?
陈宇宁:好像在我的印象中没有这个东西。
记者:对于造成他这种身体伤害的原因你们并没有调查?
陈宇宁:我不好下这个结论。
解说:由于放置时间过长,支架已经被食道中的肉芽所覆盖,无法取出,取出的唯一办法只有切除食管。从1998年12月17日放置支架,到1999年12月22日做食管切除手术,这个支架在张家福体内,整整留存了一年的时间。
记者:你当时知道做这个手术会给你身体带来的痛苦吗?
张家福:那我只有接受了,我不接受怎么办,我那样做的话我还有一个生命的可能性,如果不那样做我就没有生命了。
记者:但你当时知道你要是失去了食管的话。
张家福:人是一个外表,是一个外廓,但我内在没有了,丧失了劳动能力什么都没有了,就做这次手术他们还跟我要钱,没得办法借,再借,还交了1500块钱,不交钱不做手术。
张家福:食道整个切除,然后把我的胃提起来,把我胃提起来和这个地方相结合,相吻合接起来,所以这个地方是疤痕组织,现在比如说我要是感冒,吃一颗感冒胶囊就咽不下去。
记者:那你吃饭呢?
张家福:吃饭就小口小口地吃,所以我的吃饭是最大的困难,睡觉也是很痛苦的,因为我睡觉只能靠躺着睡,你看我枕头是两个枕头垛起来很高的。
记者:平躺会怎么样呢?
张家福:如果向这边睡,吃饭,胃在这个地方就压着这边这个肺和心脏,就呼吸困难,气喘不过来,心脏跳动就困难,如果往右边睡,这个肺和心脏这边压着这个胃,吃饭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胃酸就会压得朝嘴里冒,如果要是放平下来睡,就等于是一个瓶子装满了水不盖盖子倒下来那种感觉。
记者:东西都会溢出来。
张家福:都会朝嘴里跑,所以我现在可以叫生不如死的感觉,真的,我现在拿生不如死这个话形容一点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