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因为一个右中下肺切除手术，在整整一年时间里，张家福不得已接受了大大小小四次手术。张家福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右中下肺切除手术，却会演变成右肺全部切除、食管损伤，为什么安放一个食管支架，本身是失败的，却没有医生给取出，最终导致了食管切除、失去劳动能力。这一系列的手术中，主治医生是否存在过失和责任？胸科医院是否存在过错？导致现在这种结果，是否属于医疗事故呢？
解说：1999年12月，张家福在接受了食管切除手术后，身体逐步恢复。从这时起，张家福开始了他漫长的上访申诉历程。期间，他曾申请南京市鼓楼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做医疗事故鉴定，可是由于胸科医院一直没有提供相关病历，有关鉴定的事情也就一拖再拖，最后不了了之。整整三个年头，张家福走了无数个单位和部门，可结果却一无所获。转眼已经是2003年，此时张家福已经在胸科医院的病房里住了整整四年时间，花费了数万元的手术治疗费，后来累积拖欠医院的各种治疗费用也已经多达17万元。
张家福：像我家属去给人家做保姆，她苦来的钱，一个月人家给她500块钱，也是出于一种同情给她500块钱一个月，她就省吃俭用给我，维持我的生活，然后我积攒下来的钱打官司用了。
解说：尽管到处碰壁，生活也到了难以维计的程度，可是张家福始终没有放弃，仍然抱着一线希望四处奔走。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家福遇到了胡志强。胡志强当时在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所担任副主任法医，他1977年参加工作，曾经做过七年的外科医生，1983年开始从事法医鉴定工作，至今已经20多年。对于临床医学和法律知识，胡志强都有着比较全面的了解。听了张家福的诉说，出于同情，胡志强决定为张家福代理这起案件的诉讼。
记者：你当时看他提供的材料你的第一判断是什么？
胡志强：医院是存在过错的。
记者：但当时你要决定打这个官司最重要的证据应该是什么？
胡志强：最重要的证据还是鉴定。
解说：就在张家福找到胡志强做代理的时候，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也已经颁布实施。新条例规定在发生医患纠纷，需要做医疗事故鉴定的时候，医院必须提供相关病历，否则将受到处罚。这一点为张家福带来了转机。2003年，张家福向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且申请南京市医学会做出医疗事故鉴定。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各省辖市医学会、各省医学会以及中华医学会，是医疗事故鉴定的组织者，而且三级医学会都是独立的鉴定机构，不再受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行政管辖。叶少生，南京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办公室主任，从2002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颁布实施以后，就一直负责南京市医疗事故鉴定的组织和管理工作。
叶少生：《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下达以后，它不规定是专家组鉴定制。
记者：专家组有几个专家？
叶少生：七个。
解说：叶少生主任介绍说，从程序上，各级医学会都按照医学学科成立了专家库，专家成员由所在地区各医院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的专家组成。在张家福病例鉴定之前，首先按照回避原则，从专家库中删除了南京市胸科医院的专家，再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由医患双方各自随机抽取3名相关学科的专家编号、由医学会抽取一名专家编号共7人组成专家组，再由专家组对张家福病例做出鉴定。2004年7月14日，南京市医学会做出了鉴定结论，右肺切除手术中，医方对患者的诊断明确、操作规范、符合治疗原则。但是对患者病情的复杂性、严重性存在估不足的情况，食管损伤属于手术并发症，医方放置和取出食管支架措施得当，患者目前状况是自身疾病发展演变的结果，与医方的医疗行为无直接因果关系。因此，本病历不属于医疗事故。
胡志强：因为医疗事故的前提就是违反法律法规，医疗护理常规过失的造成患者病情加重或者造成其它严重损伤的，这就是完整的医疗事故的这么一个主客观要件，作为本病例来讲，别的不说就是金属支架的放入，医院是存在明显瑕疵的，他们自己也是意识到这个错误没有及时地更换。没有及时地处理这怎么能不是医疗事故呢？
叶少生：我认为我们的鉴定已经是很客观、很公正的。
记者：您的这个判断依据是什么呢？
叶少生：从我这个鉴定办来讲我只能保证程序上的公平公正，保证程序上的合法，另一块是专家的事。
解说：叶少生主任强调，作为一级医学会，仅仅是医疗事故鉴定的组织机构，他们的职责是保证在整个鉴定过程的组织程序上合法进行，对于专家组为什么要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组织者无权干涉。那么专家组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我们请求南京市医学会联系专家组成员接受我们的采访，可是7位专家都没有同意。
记者：既然你们不接受这样一个鉴定结论，你们有没有向法庭申请要求医学会的专家证人出庭质询？
胡志强：医学会专家就没人出庭。
记者：你当时怎么理解这件事情？
胡志强：因为作为医学会的鉴定来讲，它是个集体负责制也就是说大家都负责任，大家实际上都不负责，没有具体的人负责，那么叫出庭，叫谁出庭呢。
记者：在这个鉴定结论中有没有医生的每一个专家的签名？
叶少生：鉴定结论中是不签名的，最后发出去的鉴定书只盖医疗事故鉴定专用章，这个是国家统一规定的。
记者：那最终谁对这样一个鉴定的结论来负责呢？
叶少生：专家集体负责。
记者：就算是对这个鉴定意见结论不认可的专家他也是要对这个鉴定结果负责吗？
叶少生：不认可那他是集体负责，不认可只有少数服从多数，这个是我们的组织原则。
解说：从南京市医学会提供的，张家福医疗事故鉴定的卷宗可以看出，当时7位专家在最后发表意见的时候，有4位认为不属于医疗事故，3位认为属于医疗事故。讨论中，也有专家对张家福的食管被全部切除是否可以避免提出质疑，但是最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专家组结论是，本病历不属于医疗事故。
记者：但是在科学这个问题上往往真理并不一定掌握在多数人的手中。
叶少生：这个我承认，往往可能是少数人，哪怕是一个人他可能是占真理的主导地位。
记者：那您觉得这样一个行政的组织原则适用于科学问题吗？
叶少生：那么我们想改变，我们改变不了它，我们只有遵照《条例》的有关规定严格去执行。
记者：那么一旦法庭要求你们出庭质证。
叶少生：现在我们是采取书面质证，我们有一个人执笔，有一个专家执笔，写好以后要传给每一个专家看，看过以后基本上同意了，形成一个书面意见了，然后我们拿回来我们要打字打好，盖上章，给法院寄去。
记者：但是就像您说的像这个案子当中4：3的比例，大家分歧是很大的这么一个比例，由一个人执笔怎么可能能够代表这些意见呢？
叶少生：最后每个人都要看，看了以后提出修改意见。
记者：那你们这个书面的质证就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意见是吗？
叶少生：统一意见。
记者：还是统一意见？
叶少生：统一意见，因为这个是专家组鉴定制。
解说：在法庭上，胡志强对于南京医学会所做出的鉴定结论充满了质疑，但是没有当面质证的机会，也没有得到答案。无奈，只好向法庭要求江苏省医学会再次对张家福病例做出医疗事故鉴定。2004年12月21日，江苏省医学会按照回避原则，抽取另外7名专家组成专家组做出鉴定结论，张家福的右肺全部切除，与食管损伤属于少见的并发症，医方对食管损伤缺乏详细记载，对其严重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导致食管切除的后果。综上所述，南京市胸科医院在医疗过程中，尚不存在过错行为，本病历不属于医疗事故。
胡志强：你既然提出来食道支架的问题上存在着病历记载不足、告知不足，对复杂性、严重性估计不足造成了严重后果，这已经是医疗事故的，一个完整的主客观要件了，凭着这个要件你怎么还说综上所述本病历连过错都没有呢？
记者：但是他们不出庭你所有的疑问不就都得不到解释？
胡志强：是，都得不到解释。
解说：在法庭上，胡志强再次要求江苏省医学会的专家组成员出庭质证，可是同样没有专家到庭。那么专家组为什么会得出这样一个前后矛盾的结论呢？江苏省医学会的工作人员也为我们联系了当时的7位专家，同样，没有一位专家愿意出面接受采访。
记者：那你们是否对你们现在这个鉴定结论也是坚持的？
高峰：我对我们的程序是坚持的，我认为我们是做到了合法，这份鉴定结论是合法的，但是我不能说它一定是最有道理的，最站得住脚的。
解说：从1998年10月做第一次手术，到2004年12月江苏省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做出第二次鉴定结论，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年时间，每一次上访、申诉，每一次申请鉴定，张家福都抱着希望，可是每一次的结果，都让他失望而归。
张家福：我整个都绝望了，我把我的想法有时候也向胡主任透露一下，后来他说张家福，你别想绝望的事情，事情肯定有一定的结果，他说北京还有一个中华医学会，做鉴定是最高机构，我就问他，我说费用多少，费用8500，来回花费加一起，估计要准备一万块钱。
记者：但这8500块钱你出得起吗那时候？
张家福：我回来的时候拿这个房子有个房产证，产权证是属于我的，我到银行去抵押，这是你自己住的房子呀，你就剩这房子了，那没得办法，借债借不到我跟谁去借，人家看我这种场面能借给我钱吗。
解说：出乎张家福的意料，银行没有受理他的请求。无奈，张家福只好找自己的两个儿子想办法。为了争取这最后一线希望，了却父亲的遗憾，张家福的两个儿子四处筹借，终于凑够了这一万块钱。
解说：2005年5月，为了节省开支，张家福和胡志强二人坐了12个小时的火车硬座来到北京，找到中华医学会。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华医学会仅仅受理疑难复杂的病例鉴定，幸运的是，张家福的病例得到了中华医学会的受理。从开鉴定会到拿到鉴定结果，虽然仅仅半个月的时间，可是对张家福来说却是漫长的。
张家福：那天我上午在家我收到电话了，他就告诉我是法院的，他说你的北京鉴定来了，你来拿鉴定吧，我那时候恨不得一步跨到法院把那个鉴定拿到手，我走路都在小跑，到法院他叫我签字，我说你先给我看一看鉴定结论然后我再签字，他说不行你非得先签字，我把鉴定结论从他手里夺过来，我就看了看，看了一看，定下来二级医疗事故，我的心里，我的天哪
简直是那个热血就要从头顶上冒出来，眼睛整个都发胀，头都发大，我的手抖得后来签那三个字，我都认不得我自己写的字，当时我在法院我讲我终于胜利了，终于胜利了。
解说：中华医学会专家组的意见是，手术前对手术难度和复杂性估计不足，对可能出现的意外防范措施不利，手术操作中，不慎引起肺动脉干损伤后处置不当，造成右全肺切除，手术中造成食管损伤，并非不可避免，食管修补方法欠妥，造成修补后胸膜瘘，放置食管支架位置不当，导致食管切除。对此，由于医方的医疗过失行为，违反了胸外科治疗常规。因此，医方应负主要责任。鉴定张家福病历为二级丁等医疗事故。
记者：但是中华医学会做的这个鉴定也只是一家之言法院未必会依据这个来判。
张家福：在我认为它就是最高等级的、最权威的。
解说：此时拿到了中华医学会鉴定书的张家福并不知道，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三级事故鉴定没有上下级的监督和否决关系，三级鉴定结论都是具有平等法律效力的。这样一来，如果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对于法院审理案件来说，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徐华，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也是张家福案的主审法官。
记者：这几份结论能不能用谁对谁错这个标准来衡量。
徐华：法院也只能讲采信哪一份证据，并不是说哪一份证据就是错。
记者：这会给你们的判决带来什么影响？
徐华：肯定是给判决增加一定的难度，因为我们鉴定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做一个很具体的、很明确的一个认定。
记者：市、省、和中华医学会的三级鉴定结论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意见，那么你们在判决当中以什么为依据呢？
徐华：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主张能够通过调解来化解双方的矛盾。
记者：如果在这个案子中双方是不同意调解的。
徐华：就鉴定来讲，并不存在就是说省级比市级的效力要高，也不存在中华医学会的效力一定就比省级、市级高。
记者：是。
徐华：法院审理也是把这三份鉴定作为一个证据来进行审查，就这个案件来说，中华医学会的结论相对来说比较明确一点。
解说：2005年7月，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对张家福一案作出民事调解，张家福获得各项损失赔偿共计46万元。这起长达七年的医患纠纷，终于有了一个了结。还清了外债，张家福把剩下的20万元拿出来，给两个儿子盖了新房。
记者：你们现在是否接受中华医学会的鉴定结论？
叶少生：我不好讲哪一个高，哪一个低，我们专家都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但是学术上的认识，从认识的角度不同所以得出的结论也会不同。
记者：假如说最后证明南京医学会做的这个鉴定是错误的，那么医学会和相关的专家成员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吗？
叶少生：医学会这个鉴定是不会错的。
高峰：你不能认为说中华医学会鉴定结果跟江苏省的不一样就说它是不公的，它是不客观的。
记者：对，我们没有假设这份鉴定本身，我就说如果这样的一个结论当中是不公正的有人为因素的话它也是得不到监督的。
高峰：这可能也是我们以后设法要解决的问题，如何来进一步监督这个鉴定的公正性。
解说：三级医疗事故鉴定都是合法的，可是对于鉴定结论的公正性又都没有监督。就张家福病历来说，在南京市医学会7名专家争论激烈，最后以4：3的票数鉴定为不是医疗事故。江苏医学会则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7名专家都认为不属于医疗事故。中华医学会由于主管负责人出国考察，我们没有采访到。但是从结果来看，又与江苏省两级鉴定结论完全相反，认定为医疗事故。三级鉴定，无论从鉴定过程和结果来看，都存在着很大的出入。
记者：那你是否认为现在这个三种不同的鉴定结论只是代表了比如不同的学术之争、流派之争、见解之争？
胡志强：也不能这样看，无论是南京的专家还是江苏省的专家，我相信他们的水平，那么为什么结果不一致呢。
记者：你怎么分析？
胡志强：由于我们制度上的缺陷造成的，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个人不承担责任，就是正如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过去卫生行政部门召集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是老子鉴定儿子，那么现在这种医学会就是兄弟姐妹互相鉴定。怎么说兄弟姐妹呢？你是第一医院的，他是第二医院的，第一医院也有出问题的时候，第二医院也有出问题的时候，所以说今天我帮你一把，明天这样，这样一个非常科学的问题就变得有点庸俗化了。
记者：但是医学会认为我们所有的鉴定都是公开的程序，没有任何违法的地方。
胡志强：你既然是公开的话为什么不能签上自己的名字，不能走上前台接受医患双方，接受我们媒体，我们广大群众的品头论足呢？
记者串场：同一个官司三级医学会的鉴定完全不同，所以张家福得到赔偿的时候觉得自己非常侥幸，因为他觉得事情太偶然了，但是这样的事情其实并不少见，根据媒体的报道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行两年多以来中华医学会受理的80％的案例鉴定结果都跟地方完全相反，这么大的差异不仅仅会引起法律上的争议同时也会影响到鉴定本身的公信力，也更使医患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能够适用于法律的鉴定标准，同时我们也更需要一种能够对鉴定结论承担责任的法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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