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振军

　　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层面或一个行业，如果从骨子里对某种事物形成一种定势的概念，就很容易达到某种约定俗成的默契。正如一个人童年时深刻的经历，能像钉子一般锲入记忆的深处，要改变它是很难很难的。

　　在媒体语言中，我们经常能发现这样的表述：农民张三通过公开考试，被招录为公务员；农民李四刻苦自学，取得律师资格证书；外国女青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嫁给了某地农民王五；在某城市打工的赵六，被评为十大杰出青年……好像农民当公务员、做律师、娶外国洋女当老婆、被评为城里的先进人物，违犯了宪法里的某条规定或亵渎了高人一等者所专属专享的某种神圣似的。

　　凭心而论，这些写正面文章表扬稿的作者，用心应属好的、并无恶意。他们笔下事涉农民时所流露出的某种惊讶，完全是在习惯、教化与生活经验支配下的一不留神。然而，那些客观报道负面事件的文字中，还常常不忘甚至是刻意强化、突出地捎带着再把“农民”这个群体羞辱一番，就显得很不厚道了。

　　“河北人刘学文，为了发财过‘好日子’，在北京摇身变成了‘刘经理’，以找对象成家为名，盯上了离婚中年女人的钱包。不久，他就‘钓’到一条大鱼——37岁的离异女人刘芬。相识不到一个月，二人就住在了一起，几个月内痴情的刘芬就为自己的‘亲密爱人’奉上6万多元……刘采用同样的手法，一个月内就轻松骗取了多个女人的芳心，骗走12万多元。事情败露后，刘学文的身份也真相大白：他竟是河北农村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农民。”

　　“今年55岁的刘志和，他发现自己外貌有些像开国元帅刘伯承后，就以‘刘伯承之子’自居。2004年，他通过一个朋友认识了香山某公寓经理孟先生，并很快从孟先生手里骗到了20万元人民币。后来，他又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位身穿大校军服的‘兰州军区驻京办事处主任’张万春，当听说‘张主任’需要70万元做一下资金融通后，刘志和觉得来了机会，又到孟先生那里借来了70万元。一心以为‘张主任’有本事的刘志和为了拿到这70万元，还向孟先生诈唬：‘我以元帅之子的身份命令你借给我70万，几天后就还你。’对‘张主任’充满信心的刘志和还满不在乎地给孟先生打了欠条。而这位‘张主任’的真实身份只不过是一个小学毕业的北京农民……”

　　——这些都是我随手挑出来的、“主流”媒体的公开报道。

　　最新的案例是一起买官卖官的新闻：“黑龙江农民张臣以帮助他人晋升职务为名，先后组织策划诈骗官员12次，骗取800余万元。张臣生于普通农民家庭，因为在上访过程中认识到：要想办成事必须有关系，于是决定利用他发现的这个‘ 规律’实现诈骗计划。从2001年11月至2004年6月，张臣以帮助他人升官为名，共参与诈骗作案12次，其中单独诈骗7次，向张臣‘买官’的包括原黑龙江省地税局局长张心愿、佳木斯市市领导刘某等”。不少媒体在报道这则新闻时，都用了“大肆‘卖官’者竟是个无权无势的农民”这一标题。

　　既然有这么多的“竟是”，我就十分纳闷且忍不住想再问问了：如此叙事与评论，究竟是想说这个农民笨呢还是想说这个农民聪明？究竟是说这个农民坏呢还是想说这个农民好？想说这个农民笨吧，可他偏偏骗住了那么聪明的女人甚至高学历的大学生；想说这个农民坏吧，可某些人比这个农民也好不到哪儿去。比如张臣吧，“坏”的“卖”方仅是他一人，但与他一起“坏”的“买”方还有众多官员，且有几位司局级高官——如果没有他们怎能形成买卖官帽的链条与交易呢？

　　也许有人不同意我的推论，会提出这样的观点：这没什么啊，完全是客观表述嘛；那些做骗子的、卖官的的确都是农民嘛。那么我反问一句，你们也可曾见过这样的表述：“某某某竟是某省某市的一个普通市民”、“某某某竟是某市某区的一个一般市民”——说好人好事时没有，说坏人坏事时也鲜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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