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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毛娅身后疑云
对中国唯一确诊的禽流感死亡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一开始就在最重要的问题上陷入了重重迷雾。这个问题是：死者周毛娅在哪里感染了禽流感？
撰稿／汪 伟（记者）
周毛娅何处得病？
11月16日，中国卫生部发出通报，对周毛娅标本的实验室检测显示Ｈ5Ｎ1病毒阳性。根据患者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和实验室结果，卫生部专家组判定，周毛娅是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Ｈ5Ｎ1确诊病例。
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宣布大陆出现人感染Ｈ5Ｎ1病例。
在周毛娅的故乡，安徽枞阳县210户人家的严潭村，紧张气氛开始消退，但在更大范围和更长时间里，种种疑云正在生成。
1997年香港出现世界首例Ｈ5Ｎ1型禽流感感染者以来，见于通报的人类感染数超过120人，其中60多人因此死亡。绝大多数感染者分布在香港、泰国、越南、印尼等国家和地区。
现在，中国大陆也出现了感染者。鉴于中国是世界禽流感防治中重要而薄弱的一环，这种变化几乎是流行病学的必然。卫生部通报周毛娅为Ｈ5Ｎ1确诊病例后，世卫组织驻京办事处发言人罗依·韦迪尔说，中国发生人感染禽流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尽管首次报告人感染病例具有标志性意义，但从单纯的医学和科学角度讲，这个“首次”不是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疾病，而是反映了禽流感流行的现状。
目前，全球范围的Ｈ5Ｎ1传播链条已经形成，处在数条候鸟迁徙线路上的中国，国土广阔，人口密集，还散养着世界上最多的家禽，对禽流感缺乏了解的农民习惯宰杀和食用病死的家禽：这些因素极易造成禽流感从禽到人的传播。
中国政府一直承诺要树立抵御禽流感的防线。但周毛娅之死证明，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对中国唯一确诊的禽流感死亡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一开始就在最重要的问题上陷入了重重迷雾。
这个问题是：周毛娅在哪里感染了禽流感？
禽流感专家、香港大学微生物学教授管轶告诉《新民周刊》，世界上已报告的人感染禽流感病例中，除了两例医院感染，其他禽流感病例患者生活的地区都存在禽流感动物疫情。
与周毛娅同时被宣布为Ｈ5Ｎ1确诊病例的还有湖南湘潭9岁男孩贺某。10月19日，贺某所在的湖南湘潭县射埠镇就被宣布为高致病性禽流感疫区。
然而，卫生部确认周毛娅感染Ｈ5Ｎ1型禽流感病毒次日（11月17日）下午，安徽省驻枞阳县工作组宣布，根据“兽医部门的临床观察诊断，根据省和国家禽流感实验室的检验，枞阳县没有发现禽流感，周潭镇严潭自然村也没有发现禽流感，所以枞阳县不是禽流感疫区。”
这意味着，周毛娅病前生活的枞阳县周潭镇永兴村严潭自然村并不是高致病性禽流感疫区。
枞阳县县长汪长根再次强调，这一点已经由“农业部正式确认”。
安徽省驻枞阳工作组的结论是，周毛娅“虽经卫生部专家诊断为高致病性禽流感并对外发布，但不能说明是在枞阳染病”。
“异地感染—枞阳发病”，这个结论与现有医学对禽流感的认识南辕北辙。
卫生部发布的《人禽流感诊疗方案（2005版）》中，对Ｈ5Ｎ1亚型感染病例的潜伏期表述为“一般为1～3天，通常在7天以内”。病历和本刊采访显示，周毛娅“发病”于11月1日或2日（出现发烧等临床症状）。据此，她感染Ｈ5Ｎ1病毒的时间应在10月25日到10月31日之间。而此间她一直居住在枞阳县周潭镇永兴村严潭自然村的家中，没有“异地感染”的可能。
医学上有一点可以肯定，周毛娅不可能在一个没有Ｈ5Ｎ1病毒的地方感染这种病毒。而调查显示，10月25日到10月31日这段时间中，周毛娅的确接触、参与宰杀并食用过病死的家禽。
9月份公布的《卫生部农业部关于人畜共患传染病防治合作机制》中规定了禽流感检测问题上的分工，“卫生部门主要开展人类疾病监测和检测，农业部主要负责动物疫情监测，卫生部、农业部相互通报检测结果”。
这一机制中没有规定，一旦农业部和卫生部的检验结果不能互相印证时，应如何处置。而现在，农业部的结果（当地检测无Ｈ5Ｎ1病毒，枞阳不是疫区）与卫生部的结论（周毛娅死于Ｈ5Ｎ1病毒感染）果然发生了矛盾。周毛娅究竟在何处感染Ｈ5Ｎ1病毒，成为矛盾的关键。
怎么知道她得了禽流感？
“周毛娅”和“禽流感”在周潭镇的街谈巷议中现在尽人皆知。然而，即使是当地政府的干部也说，如果周毛娅没有去铜陵，她至多是个因为吃了死鸡不幸去世的姑娘而已。
如果周毛娅仅仅是个因为吃了死鸡不幸去世的姑娘，如果她的死讯仅仅是娘家和婆家两个村庄的丧事——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发生的。枞阳县一位疲惫不堪的官员说，如果周毛娅在诊所或是乡镇卫生院里去世，谁会知道她得的病是禽流感？
这正是中国禽流感防治中值得警惕的软肋。这软肋又正是罗依·韦迪尔所说的中国“禽流感流行的现状”之一：我们有可能根本不知道人禽流感病例就在身边。
11月18日，国务院公布《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规定从事动物饲养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发现动物出现群体发病或者死亡的，应当立即向所在地的县（市）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告。条例规定，县（市）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赶赴现场调查核实。一旦初步认为属于重大动物疫情，最迟8个小时内，这一信息应该抵达国务院。
9月发布的《卫生部农业部关于人畜共患传染病防治合作机制》中规定，发生人畜共患传染病暴发疫情，在接到疑似或确诊报告后24小时之内互相通报，内容包括发病地点、发病时间、发病数、死亡数。
如果这两大禽流感防控体系运作良好，禽流感疫情的通报途径应该畅通无阻。然而，事实与理想相去尚远。
卫生部获悉湖南湘潭可能出现人禽流感患者，是在贺茵发病17天之后。而在周毛娅的丈夫送她去铜陵市人民医院就诊之前，她已经分别在一家乡村医生的诊所和一家乡镇卫生院里接受了两天治疗。人禽流感发病症状和重症感冒症状相似，但前者超过30％的高死亡率使任何诊断失误都可能导致错失治疗时机。这也使得乡村医生成为中国禽流感尤其是人禽流感防治中令人担忧的薄弱环节。
这或许是ＳＡＲＳ和禽流感的最大不同。2003年ＳＡＲＳ传播中，医疗状况不佳的农村没有成为ＳＡＲＳ的主战场。而人禽流感却正好在攻击中国医疗体系中最危险的地方：农村。
《人禽流感诊疗方案（2005版）》上说，人禽流感临床诊断应注意与流感、普通感冒、细菌性肺炎和ＳＡＲＳ等疾病进行鉴别诊断。鉴别诊断主要依靠病原学检查。乡村医生普遍缺乏这种判断和治疗能力。
ＷＨＯ因此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提高乡村医疗服务水平，使之能够及时发现、报告和治疗人感染禽流感疑似病例。但现在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层层报告所有的发热病人。
目前枞阳县周潭镇已经恢复了与ＳＡＲＳ期间相似的医疗防御措施。在距离周潭镇中心医院数公里远的田埠村，村卫生室的王医生说，田埠村包括他共有4名医生，每天下午要汇总当天各自接诊的发热病人，再由他将发热病人情况的表格填写后送到镇卫生院，并在那里签字确认。
“现在每天送去的人数都是零。因为我们根本不收治发热病人。不敢收。有人发烧就让他去镇中心医院了。”王说。
ＳＡＲＳ期间，王医生曾为田埠村1500名回乡务工人员进行登记检测。他认为，禽流感绝对不会比ＳＡＲＳ更厉害。
但是，村民们对禽流感比对ＳＡＲＳ更加无知。“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禽流感。”周毛娅的丈夫孙杰说，在铜陵市人民医院的医生告诉他周毛娅可能得了禽流感的时候，他才留意到这个词。
“我在外面也不怎么看电视新闻。”孙杰说，“医生花了很长时间对我解释这种病是怎么回事。”
死鸡不会吃死人？
农业部对枞阳县周潭镇的禽流感检测显示当地并无Ｈ5Ｎ1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但一些迹象表明，在席卷全球的禽流感病毒传播中，周潭和许多类似周潭的乡镇，很可能在病毒来袭之时，并无多少有效防御之术。
10月25日到10月31日之间周家病死的家禽与周毛娅患病的关联，现在无从考究。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病死的家禽没有引起周家任何警惕。断断续续的家禽死亡在2005年下半年司空见惯。9月18日是中秋节，还是周毛娅未婚夫的孙杰到周家走动，周家招待他的饭桌上，就有1只病死的鸡。当时周家的鸡鸭数目在30只左右。到周毛娅发病，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鸡鸭因为陆续死亡，只剩下5只。
周毛娅死后，她的父亲周美龙为宰杀和食用了这些死禽悔恨不休。周美龙的亲家孙小奎倒不这么看。对他来说，禽流感完全是一次无妄之灾。
“这件事谁都没有责任。”孙小奎在堆放着装修材料的门口说，“用农村的话讲，是我们命不好。”
“我们从小到大，人人都吃过死鸡死鸭，从来没有吃死过人。”孙说。两天采访中，周潭镇的居民、村医、枞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几乎所有人的评论都会重复这句话。
在中国，庭院里面的人禽共生的历史太过悠久，食用死禽的习惯也由来已久。散养的家禽一旦生病，农户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治疗手段。因为家禽在小农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生病或已经死亡的家禽通常会被宰杀食用，以将损失减至最低。也因为农村肉食珍贵，对疾病抵抗力不强的老人和孩子通常吃得最多。周家也不例外。
由于知识缺乏，像周潭镇的乡村医生不能区别人禽流感与普通感冒，中国的农民也不能区别发生在家禽中的不同疾病。几乎所有家禽疾病都被称为“鸡瘟”。不同禽类疾病对人类的不同影响，也在这个统一名称下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家禽死亡和人类死亡之间的关联，更是常识的死角。
对人数不多和经费有限的基层动物防疫部门而言，100多亿只散养在田头屋后的家禽像没有边际的汪洋大海，让他们应对乏策。在不少地方，即使散养家禽中发生疾病，农民也很少会去向基层动物防疫部门求助。中国农户的庭院养殖模式正是因为这个恶性循环，越来越脱离现代国家的疫病防疫体系。
现在，面对禽流感疫情，越来越多的人把希望寄托在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上。
孙小奎说：“如果上面告诉我们，病死的鸡不能吃，吃了会死人，我们一定不敢吃。”
至于周毛娅的死，并不能构成教训。在周潭镇通往吴桥村的三轮车上，一位妇女翻开篮子里一只杀好去毛的鸡说，
“我养了8只鸡，3只给孩子吃了，1只送给外婆，还有4只让政府捕杀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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