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险制度的滞后，已经成为城乡协调发展、机关事业单位深化改革、人才流动等诸多改革与发展实践的制约，同时也是社会矛盾易发的诱因。记者在基层采访时了解到，尽管从中央到地方都十分重视社会保险框架的搭建，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社会保险又常常陷入效率与公平、就业与保障、刚性与弹性的困局之中。
困境之一：资本与民生的博弈
专家认为，社会保险制度是社会的“稳定器”、“减压阀”，是维系社会和谐的一条重要纽带。然而当前不少地方在发展中将效率优先原则绝对化，凸显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造成社会公平缺位，社保制度成为了一条残缺的稳定防线。
企业不参加社保，或者少报、漏报、欠缴的现象是一个公认的普遍事实。湖北省有关部门对天门、荆门、荆州、咸宁、孝感五个市直企业参保情况进行抽样调查，养老保险参保户数占当地工商登记户数不到10％，最低的只有2％；占税务登记纳税户数都不到30％，最低的只有5％。另一方面，伴随着国企改组改制力度不断加大，欠缴社会保险费的现象暴露得越来越多，全省仅养老保险欠缴保费就有45亿元。一些基层社保工作者对记者说，社保扩面最大的阻力在于“老板”即资本所有者，他们不是把缴纳社保费作为必须负担的成本，而是作为自己的利益。
许多地方也强调，社会保险费的征缴要考虑一个地方的实际情况，虽然他们也反复重申社会保障的重要性和基金征缴的紧迫性，但是面对实际问题时又往往牺牲社会保险，强调企业发展。为了招商引资，有的地方以为外来投资企业、民营企业创造“安静日”为由，为部分企业逃避缴纳保险费创造“避风港”，有的地方甚至规定把不参加社会保险作为招商引资的一项优惠条件。
困境之二：就业与保障的取舍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高峰期。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长期内不会改变。
面对如此突出的劳动供求矛盾，社会保险的需求往往让位于就业岗位的需要。本来，企业主不给办社保，职工们可以向劳动部门提请监察，甚至可以请求法律援助，但是他们却往往保持“沉默”，特别是在新兴的私营企业里。对此，许多职工给记者的回答是：能够找到“饭碗”已属不易，谁还有勇气为今后的保障而跟老板“翻脸”呢？
职工对于社会保险的要求也没有达到眼前对“饭碗”的迫切要求程度。采访中，湖北省随州市劳动和社会障局讲了一件事情：一个招商引资的新企业，社保部门已经做通了老板的思想工作，准备参保了，却遭到了全厂60多名职工的反对，他们不愿意参加社保，因为他们宁肯领到更多现时的工资。孝感市孝南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唐道文对记者说：尽管各级政府以开会等形式反复强调参加社保的重要性，但这些工作形式都停留在政府单方面，没有推动工人自身形成参保的内动力。
困境之三：刚性与弹性的两难
我国的法律法规对于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强制性早有规定，但是这种刚性却十分脆弱，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加强社会保险的征缴，常常依靠的是思想动员和人情动员。
随州市劳动保障局局长夏卫东说，社会保险费的缴纳随意性很大，缴费具有弹性，社保部门也缺乏手段，这是十分普遍的现象，造成许多矛盾和问题的积累，迫使政府部门花费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来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孝感市孝南劳动保障局副局长唐道文用“围桶战术”来形容他们的工作：通过舆论和典型案件曝光，通过与企业主开联系会议寻求互动平台，通过与相关部门联动，公正、公平、公开地处理投诉、举报案件，扩大社会影响等等，不断给企业形成社会舆论的“围攻”之势，促使其参保缴费。像孝南区一样，中部地区的基层劳动保险部门普遍都是靠“跑断腿、磨破嘴”的方式来加强征缴。
因为法治成为社会保险制度的“软肋”，使资本的力量过于张扬和职能部门的征缴手段过于弱化，造成社保基金缺口不断扩大，基金压力越来越大，这已经成为当前社会保险面临的首要难题。
面对一些复杂的社会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逻辑很多时候是难以奏效的。许多基层社保人士认为，因为过去的社会保险制度不完善，我们国家已经偿付了很多“历史欠债”，付出了很大的“和谐成本”，如果现在不尽快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将来会支付更多、更大的“和谐成本”。
劳动保障部门的许多基层工作者提出，应尽快完善社会保险制度的重新设计，当前最为迫切的是建立“低水平、广覆盖”的国民待遇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云梦县劳动保障局局长肖忠明说，社会保险制度应该是“国民待遇”的普惠制，凡是有能力缴纳的，都应该纳入社会保险的范畴，实现基金的扩大，这样才充分体现社会公平。当然这需要对目前的社会保险进行重新安排，目前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女工生育五项保险的费用合计占到了工资总额的40％左右，全部缴纳对于许多企业也是难以承受的，对职工当前的收入预期也影响很大。
基层呼吁，完善社保体制关键是要完善社保立法与执法体系，以法治精神实现社保体制的刚性。考虑到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一些基层社保干部提出，在当前体制下，应该将养老保险的基金征缴作为政府的硬目标，增强考核的刚性。孝南区唐道文副局长说：“建立和谐社会应该将社会保险作为主要指标之一，作为评价政府政绩的核心指标，应该是完全可行，也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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