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任湘怡
从浙江杭州到河南文楼村，这条路不好走。坐火车、换长途车，最后再乘三轮车，颠簸一天一夜。而这条路，一个瘦小的大学生杨松，一年内走了7次。
“从2004年6月到2005年8月，我12次去河南调查艾滋病现状，其中7次去文楼村。”杨松说。他把自己的调查写成了一本书，在今年的“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出版，希望更多的人能关心艾滋病这个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
艾滋病人症状让人揪心
那些照片上的人，一个个，身上布满了可怕的病菌，生命的迹象正逐渐离开躯体。杨松打开电脑，里面有许多这样的照片。每次他去河南调查，都会用相机拍下被调查的人。
“拍一张病症照片，病人开价200元。”杨松苦笑。5年前，艾滋病刚刚在内陆一些省份被发现时，拍照的价格更为离谱，甚至高达数千元。如今，这种病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正视，价格也就渐渐降了下来。
另一张照片上，患者无力地躺在被子里。“这个患者才20岁出头，是他姐姐踩着三轮车送他去医院。他就这样安静地躺着。”杨松说。
还有一张照片，一个6岁的孩子坐在小板凳上晒太阳，对着镜头睁大了眼睛。孩子叫小明，爷爷奶奶和妈妈都感染上艾滋病。父亲没有得病，可是受不了压力，“逃”到外地打工，至今音信全无。
因为多次去村里调查，杨松和村民们有了默契。“我把电话号码留给他们，让他们发生什么事情就告诉我。”杨松打算学专家的做法，进行全程式的社会学调查——发病、恶化，直至死亡。目前与他保持联系的有40多户当地居民。
“前几天我接到电话，小明也被查出感染上艾滋病。”杨松叹了口气。
因亲戚卖血关注艾滋病
“我是1999年开始关注艾滋病的。”杨松说。因为经历复杂，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五六岁。
1999年冬天，杨松中专毕业，在山西一家报纸驻京办事处当记者。他是山西人，11岁时父亲患胃癌去世，在亲戚们的资助下，初中毕业后到北京读中专。有一天，母亲在电话里无意提到，一定要感谢一个亲戚，因为他用卖血的钱供杨松上学。
“当时我已经听说，老家有一些人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杨松一下子吓得手脚冰凉。第二天就赶回家。
“当时检测艾滋病要花1000元，亲戚因为舍不得这笔钱，再加上害怕，所以一直没有去。”杨松硬是拽着那亲戚去做了检测。在等待结果的日子里，那亲戚带着杨松探望几户患艾滋病的邻居。其中有一户的男主人，是到北京做手术前被查出来的。没多久，大家就知道，这户人家有3个人患了同一种病。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艾滋病人。”杨松说，他远远地看着患者手上星星点点漏斗状的坑，烂得露出了骨头；看着患者说话时口角渗出黄绿色的液体。“我生怕对方的唾沫喷到自己身上，就侧着身体说话，可是又不敢让对方发现，心里很难受。”
半个月后，检测结果出来，亲戚没有被感染。杨松悬起的心放了下来，可是疑问开始产生。“为什么在内陆省份，老实巴交的农民会染上这种病？”几年后，经过媒体报道，人们开始知道，一些地区的农民因为卖血，大面积感染艾滋病。
不过当时，只有18岁的杨松心中想的是出名，想写一篇大稿子被转载。他开始请教专家，收集艾滋病患者的材料。后来，因为工作不稳定，他离开了报社，去民办学校代课，一边攒钱，一边复习，准备考大学。可是，调查艾滋病始终没有中断过。
震撼的力量让他不退缩
杨松更愿意讲述最近一年调查艾滋病人的情况。
去年6月高考结束后，杨松第一次去河南文楼村。由于中央媒体对这个村艾滋病人的报道，杨松决定把调查的目标转向这里。
“到文楼后，我想办法认识了一个卫生所的医生。”那一次，他住了16天。开始的七八天，几乎一无所获。村里人或是装聋作哑，不理会他的问题；或是直直地逼视着他，甚至反问：谁说我们这里有艾滋病人？
几天后，经过医生的介绍，杨松又认识了一位退休老医生。老人拎来的复印材料，重达几公斤。
杨松有了出书的打算：“艾滋病人被社会歧视；艾滋孤儿的心理健康，这些都可能引发社会问题。而我国关于艾滋病研究的书还不到20本，绝大部分都是科普类的读物。”他开始动手撰写《“艾”情紧急——来自艾滋病高发区的调查报告》。
这一年内，他去了河南12次。每次去文楼村，他住村附近的招待所。他说，艾滋病毒携带者不可怕，已经发病的就要当心了。有一次，他正在拍照，病人一口血对着他喷了出来，幸亏没有溅到。
“同寝室的同学开玩笑说，以后我再从河南回来，不能住寝室，应该睡卫生间。”杨松说，“今年7月，我和同学们去河南文楼支教。我在做调查的事情才逐渐被媒体报道。那时，我的调查工作已接近尾声。”
“病人们没有力气揉面，就煮面糊煮到结块，吃那些硬块；病人们没有钱，家具被债主拿走，只能睡在地上。”杨松说，他从小爱哭，看电视都会流泪，去一次文楼村，他落一次泪。
新书版税将用来买书
文楼是一个贫困的乡村，可是村子里有不少青砖大瓦房。“那些房子，都是主人卖血盖起来的。可是住不上几年，就患病去世了。”杨松说。
这一年多来，杨松关注着病人们身上的点滴变化。病人程东在杨松最近的记忆中，憨厚地笑着。程东1999年被查出感染艾滋病。当时村里人对这种病唯恐避之不及。别人向他吐唾沫、扔砖头。他坐过的凳子，邻居用开水烫。程东很怨恨，有时就到别人家里，一边轻描淡写地说：“我是艾滋病人。”一边拿对方的杯子喝水，用对方的毛巾擦汗。
去年，河南省卫生厅派出驻村工作队，给程东做思想工作。“后来程东筹集2000元，养起鸭子，努力过健康人的生活。”杨松说，他看到的程东，越来越像普通人。其他的病人们，都在积极而艰难地活下去。
杨松在杭州下沙高校区做过几次调查。下沙高校区有16万在校生(包括大学、大专)，占全浙江大专院校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可是调查的结果，不少人连艾滋病传染的三种途径都说不清楚。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正视艾滋病这个社会问题。杨松觉得还是不够。他决定把新书第一版的版税全部用来买书，送给艾滋病高发地区的中小学和县级图书馆。
“我知道我发出的声音很小。”杨松皱着眉说，“即使这样，我还是要努力。我的呐喊声再小，也要让人听到。”(文中艾滋病患者均为化名)
焦点快评
当代大学生需要社会责任感
当24岁的大二学生杨松拿着自己前几年的工作积蓄深入到“艾滋村”做调查时，一些与他同级的大学生也许正睁大眼睛好奇地在大学校园里张望，或者还在沉溺于儿女情长、网络争斗。
这确实是两种迥然不同的人生境况。
杨松的行为与其特殊的人生经历有关：因为亲人卖血为他筹学费，因为身边有艾滋病患者，所以他自觉地关注起艾滋病患者这一群体。但撇开这些特殊性，我们发现了杨松值得尊敬的地方：他的行为体现了一名当代大学生对社会的责任感，而这份责任感在浮躁而现实的今天尤其难能可贵。
社会在飞速变化，生活的压力让人无奈，所以今天的大学生变得很现实，他们中的一些人从进校门的那天起，就开始盘算如何寻找一个好工作。除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一些大学生现在很少关注国家、社会的宏观问题。杨松的出现告诉我们大家：了解你所处这个国家的国情，对社会、国家怀有责任感是每个大学生乃至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我们应该看到，这份责任感与大学生自己的前途并不矛盾。今年7月，杨松带8名同学去“艾滋村”支教半个月。“回到学校后，一方面每个人的社会责任感更强了，人也成熟了许多；但另一方面每个人的沟通、协调能力，专业技能等各方面都得到了锻炼。收获非常大！”一名支教团成员说。 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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