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维”不值一驳 历史问题不是“牌”

　　中外两专家合著力作纵论中日关系热点问题

　　2005年12月01日

　　本报记者 孙文清

　　一段时期以来，中日关系为何越绷越紧？中日两国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等等疑虑，越来越多地萦绕在关心这一领域人们的心头。从政府官员到平民百姓，从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学者到新闻记者，无论是有关国际关系问题的公开演讲还是内部讨论，大小场合必谈及此话题。

　　围绕这一问题，人们或议论，或在沉思。然而，近期一本新书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中日关系烟雨濛濛的湖面上荡起无数层浪花。这本新书，就是中外两位新闻界前辈的合著《中日关系出了什么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两位作者，一位是吴学文先生，他曾任新华社国际部编委和驻东京记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顾问、研究委员会委员，是中国当今日本问题研究界的泰斗；一位是新加坡的卓南生先生，他曾任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委员兼东京特派员，现任日本龙谷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是东南亚享有盛誉的日本问题专家。

　　该书两位作者为了共同探讨中日关系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自2000年始时断时续对谈达4年之久，终于在今年9月汇集成册。两位作者从回忆最初“与日本的一段缘”到剖析当今中日关系“为何越闹越僵”，从赞誉中日“民间外交功德无量”到被其视如粪土的所谓“对日关系新思维”，时间跨度几乎涵盖其研究生涯，对中日关系中焦点问题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

　　中日之间的问题能否用“强弱论”、“强强论”来概括

　　该书作者摆出这样一个事实：“在对当今中日关系问题的分析中，用单纯力量对比、即从‘强’与‘弱’力量消长的角度来解析一切的现象最近在日本越来越流行。”

　　对此，作者分析认为，日本与亚洲邻国的主要矛盾与冲突，“首先应归因于其对战前所作所为之不反思，及力图修宪派兵，想当‘盟主’而令人难以放心”。

　　能否把中国的崛起视为中日摩擦的根源之一？作者认为，“中国的崛起，也许会加强日本的‘危机感’，但战后日本的历史翻案风及其力图推行的扩军路线和‘盟主’梦，与中国国力的盛衰、中日两国力量强弱之消长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如果把问题的焦点过于单纯地解析为日本不让‘中国崛起’的心态和‘两强’的竞争，甚而提倡与日本人‘换位思考’，其实是模糊了是非的界限。有些日本专家之所以热心鼓噪‘朝贡论’，并将中日关系解释为‘两强’的利害冲突，无非是要说：历史上你强大的时候也欺负过我，‘弱肉强食，天经地义’，没有谁对谁错。如果掉入这一逻辑陷阱，原本与中国人、韩国人有共同惨痛经历的东南亚人也许会认为，今天的中日间的史观摩擦，并不是是非之争，而是两个大国之间的恶斗与角力的外交游戏，我们小国应避之为吉。‘强弱论’之陷阱，就在这里。”

　　在中日关系问题上究竟哪一方应该有新思维

　　在中日关系的诸多问题中，历史问题是重大原则问题。近年来，以日本首相小泉为首的日本部分政要处心积虑要排除历史问题，他们要根据他们的历史观来强行撼动中日关系，对中日两国老一辈“掘井人”奠定的政治基础，小泉摆出一副横扫一切的嘴脸。也有人分析认为，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更多的是为了争取“遗族”的选票，其行为与日本政治的保守化无关。对此，该书作者认为这是“片面之言。任何人只要略为翻阅战后‘遗族会’的发展史以及它与保守政治家相互依存、千丝万缕的关系，真相就一清二楚”。

　　该书作者认为，现在需要的不是亚洲人民出现什么新思维，而是需要日本政府出现新思维，也就是说，在历史问题上，哪怕不愿意彻底承认错误，至少应该放弃对自己罪行的辩解。

　　在历史问题上，亚洲国家是否足够宽容？作者认为：“如果日本能做到消极地道歉，亚洲国家从过去到现在其实一直是闭着一只眼睛的。”其中，“中国是非常宽宏大量的，只要小泉去了一趟卢沟桥，也就不再追究他参拜靖国神社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事不过三，小泉再三玩弄这种手腕，就恰好证明了他是完全没有诚意的，也表明日本方面还没有出现新思维。如果真如日本所说要有一个‘未来志向’的话，日本必须作出新的表态”。

　　作者还就中国国内少数学者曾经提出的“对日关系新思维”问题提出异议，认为其文章“根本不屑一看”，因为其立论“过于幼稚”，认为“这种‘新思维’，其实一点都不新”，不过是“符合日本人胃口的日本思维”而已。

　　日本的主要问题是不是因为日本的“民族性”

　　在谈论日本的主要问题时，有些人往往将之归结为日本的“民族性”，但该书作者对此表示了鲜明的反对立场。当然，因为长期接受某种教育或大众传媒等影响，日本人会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或倾向，作者认为，“如果把这些特征与倾向定位成国民性或民族性，那就好像本性难移了，许多问题就不用谈了”。

　　作者认为，日本的主要问题是，战后的教科书和大众传媒对战前的许多问题没有彻底反省，日本人有很多战前的价值观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在日本大众传媒提供几乎是统一口径的资讯与观点的诱导下，日本人很容易或者说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些“共识”。作者举例说：“过去我们一谈到历史问题，日本一些比较开明的、反对战争的人士都会认为这些历史问题不单是亚洲人的问题，而且也是他们日本人的问题。实际上战后有许多日本人认真地进行反省，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种主张反省的力量相当强大。但是最近这10年，却有了极大的改变。历史问题已被扭曲为好像是日本人和亚洲人之间的矛盾了。”作者认为，这一点说明日本传媒的宣传攻势功不可没。

　　历史问题是原则问题还是用以敲诈的“历史牌”

　　日本媒体在谈到历史问题时，经常使用“历史牌”这个词。所谓“牌”，无非是用来讨价还价的筹码。而日本媒体这一用词的选择，其深层意思甚至更糟，它含有敲竹杠的工具之意。严肃的历史问题就这样被日本传媒转化为“历史牌”。日本传媒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作者在书中介绍说：“有些日本人认为外国人谈历史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敲诈日本，抓日本的小辫子，认为只要谈历史问题就会伤害日中之间的感情。”

　　吴先生已年届八旬，被卓先生尊为老前辈。两人虽然国籍不同，在日本学习、工作的年代各异，但相同的旅日学习和工作经历、多年来都在密切关注日本的亚洲近邻外交政策，以及对中日关系现状的共同担忧等，促使他们共同为当前中日关系“把脉”，断“病情”，点“病根”。

　　诚然，在对当今中日关系问题的看法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面对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逆时代潮流而进，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连续5年一意孤行、以邻为壑，不断将中日关系推向深谷现状，又有谁能阻止狂人将中日几代人共同建造的友好大厦毁于一旦？

　　吴学文先生回忆说，陈毅有一次曾对日本人说，这段历史过去了，只要日方认识了，我们就可以忘记；日方不认识的话，我们忘不了。这个讲话仍然是我们今天对待历史问题的一个态度。

　　本报北京11月3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