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新近的红学专著，可能将对自胡适以来的“新红学”宣判“死刑”。

　　对于很多红学专家来说，“克非”这个名字可能是陌生的，因为二十多年来，他始终隐居四川乡下，与红学界素无来往，但他对于“红学”的研究却是“惊世骇俗”的，他的结论在他新近所著《红楼末路》一书中得到了完整体现和表达。

　　随便用百度或Google在网上搜索“克非”二字，在连串的网页中就会发现，已有不少想“捍卫”“新红学”的人对克非的“颠覆”之说提出了强烈质疑，同时也有相当多的人表示强烈赞同。

　　这种质疑与赞同鲜有“正统”红学界的声音，更多是来自所谓一些“圈外人士”。对于这种现状，克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淡然表示：“我非红学中人，平生只是嗜红而已。我实无他意，也没什么奢求，只是想将自己在研究中探寻到的真相披露出来。”

　　脂砚斋可能是骗子

　　著名作家阿来说，克非着力解开红学谜林中的诸多疑案、悬案，堪称红学领域的“福尔摩斯”。以作家身份介入红学研究的克非，其研究工作就是对历史谜案的一步步破解。

　　克非详细地向记者道出了他是如何一点一点破解“脂砚斋是个骗子”的真相的。

　　脂砚斋所评的《石头记》共有三个版本，分别是上世纪20年代初发现的甲戌本(1754年)和50年代发现的己卯本(1759年)、庚辰本(1760年)。对脂评《石头记》的真伪，红学界一直有争论。

　　而脂砚斋这个人，在红学研究史上更是个不解之谜。曹雪芹写，他评，而且一评再评三评。但脂砚斋究竟是何人？新红学有叔父说、舅父说、叔叔说、史湘云说，还有人说是曹雪芹自己，竟然达七八种之多。

　　而胡适创立的新红学是以脂评《石头记》为基础展开“考证”的，后来周汝昌、冯其庸等大家的研究，都显示出新红学大体上没有背离胡适的“考证”路标。克非对记者说：“新红学是‘证’而不‘考’，以脂评证脂砚斋，以脂砚斋证《红楼梦》，压根儿不管脂评《石头记》的真伪。”

　　经过近十年的研究，克非发现，对脂砚斋的种种猜测，无论哪一说都不过是一种猜测，而且都是证据不足的，且诸说相互矛盾，更主要的是每一说本身都没有实证的支持。经过深入研究，克非最终发现，脂砚斋实际上是个骗子。

　　克非认为，脂本不但是伪本，而且是拙劣的伪本。他向记者描述了脂评《石头记》的作伪过程：清代《红楼梦》抄本盛行，程(伟元)高(鹗)印本出来后，抄本就丢失了市场，有人便将印本砍残，分别找人作评，再雇请不同的抄手抄成。而三个抄本并非产生于不同年代，而是同一个人在大致相同的时间请一批拙劣的抄手弄成的。同时有证据表明，是先有庚辰本，再有己卯本和甲戌本。

　　“保卫”《红楼梦》

　　曹雪芹与《红楼梦》有什么关系？曹家家族又与《红楼梦》有什么关系？在克非看来，这样的研究绝非“红学”研究，而只能让研究离《红楼梦》愈来愈远，所以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将多年的研究结果公诸于世。

　　“《红楼梦》绝不能再这样研究下去了，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来保卫《红楼梦》，让‘红学’研究回到《红楼梦》本身，《红楼梦》仅仅是一部小说而已。”克非颇为感慨地表示。

　　而在新红学的研究者们看来，《红楼梦》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部秘史。不能用研究小说的方法去研究，而是要绕开文本，挖掘背后的秘密，去破译那些掩埋在字里行间的“史实”。

　　克非对记者表示，红学，顾名思义应该是研究《红楼梦》这部小说之学。但新红学从一开始就误入歧途，明明是一部小说，却要认定它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和曹寅的家史，并依据脂砚斋的附会去附会，于是“自传说”、“家史说”遂成定论，而脂砚斋的大名也因此为红学家所尊崇，为“两说”提供证据的脂批，也自然被捧到了不容任何怀疑的“神圣”地步。

　　从实际研究角度看，新红学已经和《红楼梦》本身绝缘。克非称之为“楼外红学”，而这种“楼外红学”长期以来在红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当然，在红学研究中，也有研究者始终清醒地认识到，他所研究的是一部小说，而不是其他，所以决不跳出文本去附会、去寻秘、去探佚，克非把这种研究称为“楼内红学”。

　　红楼“内”“外”之谜

　　“楼内红学”与“楼外红学”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识别两者的标准就是看他们尊不尊脂。“楼内红学”的文章、专著的数量甚少，在“楼外红学”的专家们眼里，“楼内红学”不过是小儿科。

　　在克非看来，“楼外红学”始终站在《红楼梦》之外，从未曾进入“楼”内；无论从范围、实质来说，它都应该叫做“脂学”，而不应该叫做“红学”；它的研究与作为小说的《红楼梦》基本没有关系。

　　由于长期方向不对，时至今日，新红学研究已越走越远，陷入一个巨大的误区；如果不改弦更张，继续在他自己制造的怪圈内研究，那就无路可走了，所以克非才得出了“红学末路”之说。

　　十年前，克非的第一本红学专著《红楼雾瘴》出版后，因其击中脂砚斋的要害，曾引起一些人的质疑，克非估计这本《红楼末路》也会招致更多的质疑甚至责难，但他更期待学术上的交锋，要还红学以真相。(记者 黄振伟)

　　当下的红学界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怕争论，对于民间学者的研究，干脆就不争论，不管你做了多少研究，只要不属于这个框框，基本上就一棍子打死。这样的学术研究不是画地为牢吗？

　　《财经时报》：我知道你早年一直从事小说写作，并卓有成就，而后来却转向红学研究，这十年来，你都是在写《红学末路》这本书吗？

　　克非：是的，这本书整整写作了十年，也可以说是整整研究了十年，才有了这样一本书。

　　我知道我所提出的观点会让很多人震惊，因为我上一本红学专著《红楼雾瘴》出版时，就惹怒了很多人，甚至还有一些红学家说要“围剿克非”。所以我在研究中细细地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收集资料。

　　因为我是个民间学者，收集资料对我而言是很困难的，我是尽最大努力把能找到的资料都找到，然后再细细地分类、对比，做具体的研究工作，每一点我都要细细地求证，所以用了十年时间。

　　《财经时报》：你是怎样把自己的红学研究集中到“脂砚斋”身上的？

　　克非：“脂砚斋”这个人究竟是什么人，历年来谁也不清楚。看他在三个脂本上的批语，好像他是曹家的人，是曹雪芹的亲属，甚至还帮助过《红楼梦》的写作。比如提供生活上的帮助、曹雪芹写得不恰当的时候，他还给纠正。

　　当我在读这些脂批时，读得越多越觉得不对，我觉得脂砚斋说的话有很多都是自相矛盾的。

　　再看红学家的研究呢，也是有种种说法，单是脂砚斋的身份就有几十种，这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我就去深入研究，把每一个小点都排列出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反复研究之后，我得到一个结论：这些说法都不对，脂砚斋不过是个骗子。

　　《财经时报》：你的红学研究从根本上动摇了新红学的基础，难道八十余年的新红学就没有一点儿价值？

　　克非：胡适开创的新红学至今已有八十多年了，这么多年里，新红学一直是烧香不进庙，观花不进园，满嘴外行话，充当内行人。一代比一代游离得远，而且越是大师级的红学家越是如此。说起来是件很可叹的事。

　　新红学的研究实际上与《红楼梦》早就绝了缘，更让人可叹的是，这种研究却统治着当下的红学界。我看新红学的确没有什么价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新红学一开始就是错的，方向都错了，那岂不是越走越远！

　　《财经时报》：中国的红学家有很多，为什么八十余年里从没有人提出你这样的观点？

　　克非：原因有两点，第一点是胡适的名气太大了，大得以至于他每一句话都是权威，都不容置疑。

　　第二点就是五十年代虽然有过“批胡”，但那是政治上的，其学派根基并没有经过学术上的好好探讨。到了七八十年代，一些红学家又老路新走，并形成了具体的框框，大家都在这个框框内转，这样研究下来，看似很繁荣，实际上了无生气。

　　而且当下的红学界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惧怕争论，对于民间学者的研究，干脆就不争论，不管你做了多少研究，只要不属于这个框框，基本上就一棍子闷死。这样的学术研究不是划地为牢吗？

　　《财经时报》：如何保证你的观点就是正确的吗？

　　克非：我的红学观点是经过大量严肃的研究工作得出的，我对自己的观点充满信心，至于别人怎么看，我是不能左右的，但我欢迎公开的讨论。我第一本红学专著出来后，有的人说我想打进红坛称霸，有的说我狂妄无知，其实我一无本领，二无野心，三无兴趣，我只是想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披露出来，让大家知道，新红学真的不能再这样研究下去了，这样下去，只能是末路一条。(记者 黄振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