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吴芳兰、朱国栋/温州、上海报道

　　防范青少年犯罪之盾

　　中国是青少年犯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的国家之一

　　“一方面要重视，但也不要把这个问题看得太严重，未成年人的主流是好的。”11月22日，面对日渐严重的青少年犯罪问题，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肖建国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事实上，中国政府历来重视青少年工作，仅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中共中央两次就青少年问题发出文件。

　　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青少年犯罪问题作为世界“三大社会公害”之一，在全世界都十分严重。一些对比研究成果认为，在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中，中国是青少年犯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的国家之一。

　　事实上，中国在青少年犯罪预防方面，开始积累了不少行之有效的经验，而相关的科研成果也是层出不穷。

　　世界三大社会公害之一

　　青少年犯罪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学者们把它与吸毒贩毒、环境污染并称为“三大社会公害”。

　　世界反“童子军”联盟发表的一份报告称，目前在全球范围内的武力冲突中，大约有30万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作为政府或者某些派别组织的士兵参与其中。

　　而在巴西，少年死于街头枪杀，在贫民区是司空见惯的事。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调查结果，在1979年到2003年的24年时间里，巴西有20.57万青少年死于枪杀，占青少年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

　　根据英国BBC2005年的一个报道，英国人类学家卢克·道得尼和巴西非政府组织联合撰写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过去14年里，仅在里约热内卢地区，就有将近4000名少年被枪杀。据估计，里约有五六千名携带枪支的少年，大多数枪杀是因为毒品大王们争夺地盘而引起的。

　　除了巴西之外，日本中学生卖春问题、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少年雇佣军问题等等，都是世界上较为典型的未成年人犯罪现象。

　　“从世界范围看，青少年犯罪呈波浪式起伏、相对平稳、稳中有升的态势，其中转型国家青少年犯罪增长较快。” 肖建国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其实和巴西、卢旺达等非洲、拉美国家相比，中国的青少年犯罪还是‘小儿科’，但这种增长趋势一定要警惕。”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教育问题、现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沈翠华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毋庸置疑的是，在防治青少年犯罪的司法体系上，世界上不少有益的经验可供借鉴。肖建国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早在1899年，美国伊利诺伊州就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专门的未成年人法律——《少年法庭法》。”

　　全社会预防

　　预防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体系，已在我国城镇和部分乡镇建立。

　　“学校在防止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当中起着主导作用。只要有一个孩子不接受教育，社会将来就会多一个祸根。”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研究员杨雄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要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预防体系，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并不是一关了之。”杨雄还认为，“除了学校，家庭的教育深刻影响着子女人生观、道德观的形成。德国一项调查表明，家庭环境和谐、家长言行、品行及教育方法得当的家庭，子女犯罪率只有0.1％。并且要在社会建立综合预防体系。据悉，目前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80%以上的地市及相当一部分县区、街道成立了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体系基本建立。”

　　除了家庭、社区和学校之外，少管所常常被看成是防止少年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线。

　　“对在少管所的孩子而言，要避免他们脱离社会，预防‘交叉感染’和回归社会的再次犯罪。”上海市少年管教所所长洪勇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他表示，“如果不做好预防，犯罪少年回到社会，因为家庭、社会安置、歧视，以及本人能力等原因，曾经犯罪的青少年再犯罪的可以达到20%，甚至更高。”

　　洪勇强还认为，“对少年犯要多从心理上进行矫正。要让他们在回归社会时有一个健康的心态，使得他们对自身和社会有正确的理解。还要教会他们掌握一到两门技能，经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允许，组织他们学习烹饪、计算机操作、面点、服装、插花、调酒等社会有很大需求的技能，并取得劳动部门颁发的等级证书，回到社会后可以去应聘，他们有固定的收入来源，犯罪的几率就小了很多。”

　　另外，社区矫正也被认为是减少少年犯罪的良方之一。

　　在1990年《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即《利雅得准则》）中，达成了这样的共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并提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政策的重点，应通过家庭、学校、社区、同龄人、职业培训、工作环境以及各种自愿组织起来的个人和组织，帮助所有青少年成功地走向社会。

　　健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自1979年党中央转发中宣部等八部门《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时起，就确立了用综合治理的手段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基本方针。

　　1982年、1985年直至90年代以来，决策层先后就青少年教育和预防违法犯罪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颁布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

　　2005年9月，在北京一次少年司法研讨会上，不少专家建议，治理未成年人犯罪应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体系。

　　与会专家认为，青少年作为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尚不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其走上犯罪道路除了自身主观原因外，往往是受到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与成年罪犯有着本质的不同。仅仅武断地比照成人的量刑标准减刑或免刑，可能影响青少年未来的身心健康，同时会使他们产生对社会的憎恨，也不能完全杜绝其成年以后的继续犯罪。因此要尽快建立独立完善的少年司法制度，制定适合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实体法和程序法。

　　肖建国对少年司法体系有深入研究，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一些条件较好的大城市可进行建立少年法院的试点；在中级法院要加强少年法庭建设；在基层法院要巩固少年审判合议庭或少年法庭。同时要以少年审判机构的建设和少年审判工作的开展，带动少年犯罪的侦查、检察、辩护、法律援助、管教等一系列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最终健全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

　　上海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有效模式

　　上海通过认真摸底调查，分类建档立卡，做到底数清、情况明，进而有针对性地采取帮教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一重点群体的违法犯罪。2002年，上海市对社区青少年状况进行了全面普查，建立了社区闲散青少年管理系统，重点在社区层面对全市63000名闲散青少年实行“一人一卡”管理，以制度的形式规范特殊群体的信息采集和数据维护。

　　在此基础上，依托社区青年中心等阵地，建立社区青少年管理责任制，通过结对帮教、心理咨询、法律服务、技能培训、就业扶持和经济援助等形式，实现了社区、家庭和学校之间教育、管理和服务的有效对接，使这一群体的违法犯罪问题在社区层面逐步得到消减。以杨浦区的统计为例，2002年该区青少年违法犯罪率比2003年同期下降了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