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在凤凰卫视十周年之际，特别推出“凤凰网带您走进凤凰卫视----兴盛与创新 对话凤凰”大型网络活动。本次活动将邀请凤凰人对话国内知名学者，并诚挚邀请网友积极参与，以凤凰文化为核心，以凤凰现象为主轴，引发三方激辩。进入对话凤凰专题

　　以下是访谈实录：

　　主持人：对话凤凰：兴盛与创新。大家好，今天是凤凰网对话对话凤凰系列访谈的第四期。

　　今天我们请来两位主角，一位是清华大学的著名传媒学者尹鸿老师，尹鸿老师年轻有为，是一位很有思想和见地的学者。好，欢迎尹老师。尹老师对电影研究也很有心得，不过，今天我们请尹老师来，主要是谈谈凤凰卫视的资讯和言论类节目。

　　尹鸿：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在网上见面。

　　主持人：另一位，是凤凰卫视的王牌主持人董嘉耀，嘉耀事务繁忙，今天没法来北京，所以我们通过视像连线跟在香港的嘉耀对话。嘉耀也是播而优则仕，现在不仅主持时事开讲、军情观察室等节目，还参与凤凰卫视的资讯评论业务的管理工作。嘉耀跟关注你的观众和网友打个招呼好吗？

　　嘉耀：各位凤凰网网友大家好，但我不是什么王牌主持，是凤凰普通的主持人之一，非常高兴通过凤凰网和大家见面，同时探讨一下凤凰卫视的一些节目，希望大家积极的给我们提出意见，谢谢！

　　主持人：今天请来两位，一个目的就是请二位为多年来凤凰卫视的评论节目，比如说《时事开讲》把脉，探讨成败得失，当然，主要着眼与凤凰资讯评论节目的未来走向。

　　在这个访谈的前期宣传里，我们还收到了很多观众、网友的留言、跟贴，谈他们对凤凰节目的看法。今天，我也会把观众网友的问题，向二位提出来，实现一个真正的三方互动。

　　凤凰评论员制度之成败得失

　　主持人：尹鸿老师，您经常看凤凰的节目，尤其是评论类节目吗？比如《时事开讲》、《新闻今日谈》。在您看来，凤凰评论节目的成功之处在哪里？

　　尹鸿：我想当然在于每天对新闻话题的深度及时开掘，因为在中国的新闻节目当中，像凤凰每天运作做直播性的深度谈话还比较少，应该说几乎是没有。这种形态，首先在于她的及时性，再加上他们很熟悉的除了主持人以外，几位专业的评论员，他们长期都是作为职业性的评论员在凤凰节目中出现。观众对他们都非常熟悉，对他们的话语形态、思维方法和观察方式都相对比较熟悉，因此建立了一种亲和力，当重大新闻发生的时候，大家愿意跟职业主持人进行交流。这可能是在我们现有的这些新闻谈话类节目中比较特殊的一点。

　　主持人：您能不能把凤凰这个节目和国内的一些电视的评论节目，包括在和国外的一些评论节目做一个横向的比较？

　　尹鸿：有时候有一些节目我们很难去具体的讲，如果大家非常熟悉凤凰这些评论性节目的话，刚才我讲，凤凰的特点首先确实是它的即时性，因为它对当天的，或者是头一天的重大新闻，一个是和我们的关联度比较高、一个是重大性比较强的一些新闻，可以通过专业性的人员来进行分析，首先是新闻的即时性比较强。

　　第二点是它的职业主持人的认同感比较强，再加上这些职业的嘉宾，或者是特邀嘉宾在节目里，这些特邀嘉宾节目里长时间在相关问题的积累，使它的深度比较高。国内也有一些新闻，或者是访谈或者是深度谈话类节目，绝大部分我们请的嘉宾都有本职工作，都是业余的做评论分析。对资料的整理、资料即时性的更新，包括它的谈话深度上会受到时间的限制。但是凤凰这种情况基本上这几个都是职业的电视评论者，他们每天可以用更多的经历和时间进行资料信息的整理，在这方面加强它的专业性。另外可能还是观察方法，因为凤凰处在一个特殊的媒介位置，因此他们更多的要靠分析和观察而不是靠结论判断来获得自己的话语权。比如说在国内的主流媒体上，我们更多的强调我们必须有一种新闻态度，而且要把这种东西呈现出来，但是在凤凰处的非常特特殊的媒介位置，要表现出媒介分析能力和观察能力，而不是媒介价值的判断。

　　那么这一点来说，是他弥补了国内看到的一些新闻评论类节目，访谈、谈话类节目的不足。过去我们的节目是判断比较多，分析比较偏弱，再加上凤凰处在内地、香港、台湾这样一个特殊的空间位置，它对海峡两岸的问题，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关注，或者说是分析应该也是相当有深度和专业性，这是他在国内的新闻界中有比较大影响的原因，包括凤凰一系列的节目都有一定的影响的重要原因。

　　主持人：但是我们觉得也还是有一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搜集到一些观众的反馈，他们也会谈到这样的问题。比如，有观众对嘉耀说，“《时事开讲》这个节目从1999年到现在，格式上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人员一直是嘉耀、何亮亮、曹先生等等几个人。凭着六七个头脑理解这些事件，是不是在很狭窄地在看这个世界？”

　　嘉耀：在评论类的节目当中，我们应该是以信息量和观点，以及即时性来作为我们最大的优势和卖点。但是在节目中我们追求形式上的变化并不是我们追求的第一要务，我们是要给你第一时间华人角度的解读。所以在我们在电视形式的表达上，我们的样式变化是不大的。但是我们也没有舍弃对电视其他节目的探索，比如说我们在评论节目中也会穿插的片断，甚至是有一些背景性的资料，或者是一些新闻片本身没有的，一些背景性的资料。就是说，在样式上，我们还是会有所追求，但不会把样式当作第一要务。

　　嘉耀：但是您刚刚提到的评论员的选择上我想说明一点，这恰恰是我们非常痛苦的事情，刚刚像尹教授说的，凤凰卫视站在一个比较高的、特殊的媒体的位置，这既是优势又是劣势。优势是我们在香港这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全球资讯快速流通的地方，便于我们收集和分析整理给大家，但同时香港这个地方我们要寻找到合适的时事评论员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首先他对新闻要有充分的了解和比较长的新闻积累的经验，能对新闻有独到的见解和及时的判断；第二是语言表达能力得跟得上，香港有很多写报刊评论或者是做媒体工作，我们很难请他们上来，他们很多是讲广东话。另外一个特殊点是在香港这个地方很多人士用笔名发表一些文章，但是不愿意在电视上抛头露面。所以这么多年凤凰卫视在不断的壮大当中，我们也在积极的网罗一些符合上述条件的评论员，应该说在香港达到这样条件，而且给观众达到认可，而且节目做出来大家觉得不断在提升的，评论员基本上已经集中到凤凰卫视了。

　　这也是我们的苦恼，我们有时候也觉得比较发愁，我们也很羡慕在内地有很多这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媒体工作人员，所以未来凤凰也把一些触角和一些评论节目已经逐渐的放到在中国大陆。在北京，因为是一个政治文化中心，有很多的人才，所以我们现在很多评论节目连线到北京请专家来做。另一个是在台北，包括一些重要的国际场合下，美国的政治首都华盛顿我们也会挖掘评论员来丰富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那尹老师我想问您，嘉耀说，在香港由于种种原因，可能在评论员来源上不如在国内，但是您觉得理想的一种评论节目是应该有几个固定的评论员，还是像央视的一些做法，每次就一个题目请来这方面的专家和学者？这两种方式哪个更好？

　　尹鸿：凤凰最初在做这些时事评论类节目的时候，恰恰是靠固定的评论员为这些节目赢得了一批最初的观众。因为个体化了以后，容易被观众记忆，而且观众容易对他产生亲和力，但是时间长了，特别是对于一个有威信的一个媒体，如果很长时间都是这几个人在诉说中国大事、诉说全球大事的时候，人们会怀疑，因为这几个评论员就成为一个电视台的代言人了，他的权威性就相对的下降，我们更多的把他看成是凤凰的工作人员，而不把他看成权威的评论者。因此这种节目还是靠一些固定的评论员来维持的话，对于一个媒介的公信力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就要扩大评论者的中立性，第三者的评论者必须要介入。因为香港地域的特殊性，比如说去年和前年，央视充分的利用了北京的条件，大量的借助了利用了北京各个方面的专家和学者。利用了他们的第三者身份介入评论，增加新闻的公信力，增加新闻的威信，我想对凤凰也有促进，相互的竞争其实对公众来说，大家会得到更好的新闻资讯、得到更好的新闻资讯对自己的服务。

　　凤凰也会要考虑扩大，不仅仅是说永远都是曹景行、何亮亮等这几个人在演播室，我们要连线，要把触角伸不仅在中国内地，还包括台北，台北和华盛顿，甚至包括欧洲，增加评论的公信力，增加评论者的第三者性，这个东西中间是一是需要一个合适的方法把它统一起来的。

　　嘉耀：我补充一点。其实电视还是需要有所谓明星来引领，这是电视一个很基本的特点，所以我们知道在凤凰我们最早有一个概念叫名主持人、名记者、名评论员。刚才尹教授其实也提到，电视是一个个性文化，也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偶像化，哪怕这个偶像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娱乐偶像，而是新闻偶像，这个偶像化的评论便于观众去理解和认知。

　　但是我也要强调一点凤凰卫视的评论节目六七年以来，已经有了样式上一定的变化。例如仍然是就事论事的评论节目，像《时事开讲》、《新闻今日谈》、《时事点评》等等节目。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是增加了很多其他样式的评论节目，便于我们吸纳各方观点来开拓节目，像《有报天天读》、《网罗天下》，搭建这样的平台就是把各方的观点通过有特色评论员的归纳和总结给大家。比如《全球连线》，评论员通过全球连线的系统连线各地相关的记者、专家可以参与到当天热点问题的讨论。《辩论会》就是一个问题各方观点的争执，所以，样式在变化观点也在变化，这是带给观众新的信息和新的变化。

　　尹鸿：凤凰现在新闻评论类节目有两类，一类是以个体性发言方式出现的，像李敖、陈文茜、《小莉看世界》。这种新闻更多的是带有个性视点看待时事和各种事物，个性化表述，更多的是通过个人的视角来看世界。这类节目可能在凤凰是比较特殊，在全国很少有类似的节目，虽然别的电视台曾经试图想这么做，由于复杂的原因没有做起来，现在在凤凰这一类节目是一个特点。不过我认为像《时事开讲》这类节目更多的是代表一个台的观点，可能逐渐的要从偶像性的表述逐渐的变成一个公信平台的表述，可能更需要强调它的第三者性、中立性、客观性。

　　最近曹景行先生在清华讲课，他也觉得，其实这么多年，如果永远是用这样一个个人的方式去解读，自己会觉得很累，观众会觉得接受起来逐渐也会有疲劳，逐渐对凤凰的期待不同了，可能还是出现一点变化，其实这些变化可能已经开始出现了。

　　《时事开讲》的题材选择

　　主持人：我在网上看了一些最近的《时事开讲》，题材多是中日、中美、中亚地缘政治、哈尔滨水危机，主要还是围绕着中国“国家利益”的题材。通过我们在网上收到的一些反馈，有观众就说，“当你们谈论时事的时候忽略了重要一点，那就是民众的呐喊和心声。”观众们在问，怎样能把评论做的更具有人文关怀的色彩？

　　嘉耀：《时事开讲》的节目是每天一期，因为它和整个凤凰频道的节目内容的设置是相关联的，时事开讲本身定位中就是就当天最热点的问题，由评论员做出梳理和分析。可能有观点也可能没有观点，给大家一个信息和分析的归纳，这是《时事开讲》的一个概念。但是你提到像民众呐喊、民众的呼声，我认为在凤凰卫视其他评论类的节目是有所分工和涉及的，比如说网罗天下，同样是哈尔滨的事情，网罗天下就表达了民众的呼声。同样是这样一个事件，可能在《有报天天读》，甚至在《时事辩论会》，也会有反映。

　　从《时事开讲》来说，作为一个晚上最晚的一档评论性的节目，从开办到现在，相对来说是比较严肃性的、比较提纲挈领的评论节目，和别的评论节目是有所分工的。我们也关注到观众可能有不同的声音，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会把一些观众包括民众的声音带出来，让评论员做出分析，这可能更多由其他的栏目来做分工，这样整个频道就会显得丰富多彩，我是这样理解的。

　　主持人：尹老师，要把电视媒体和平面媒体、或者说报纸做一个比较的话，能不能这样理解，《时事开讲》可不可以算作凤凰评论类节目的一个旗舰，算是凤凰评论类的节目的社论？

　　尹鸿：对，它更多代表了一个媒体的声音，像一个社论，其实它也不叫社论，因为电视和平面媒体不太一样，社论是同一种声音，而电视提供的是一个社会分析，更代表了一个公众立场对新闻的评论和分析，而别的栏目恰恰像是署名文章，像李敖、陈文茜等，而《时事开讲》更像一个综合的评论分析。

　　主持人：从这个角度讲，如果时事开讲的题材更多的局限在围绕着中国国家利益的题材，您觉得......

　　尹鸿：我想这和凤凰特殊的位置有关，因为凤凰处在香港，在内地、香港、台湾这些问题上，包括在中国和国际关系问题上，都处在非常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位置。再加上新闻题材上各种各样的原因，和内地之间还是一定程度的隔离。它的优势恰恰是在内地香港、台湾之间的关系和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是它的优势。在内地来讲，可能不是它最有优势的地方。这必然导致了它的题材上的偏向和有关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有关内地和台湾之间的关系，更多的题材上可能是自己这样的一个优势的选择，而逐渐的要弥补自己的劣势。

　　我想将来凤凰随着内地影响力逐渐的扩大，这个触角可能更多的会关怀到社会的不同层面，关怀到我们内在的生存状态，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外部利益和其他国家的利益，可能会有这种选择。因为《时事开讲》是一个重大时事类节目，对题材重大性上它是有要求的，所以不可能是特别民生的小事件作为它的题目。比如一个题目在窦文涛的节目里可以体现，但是在时事开讲节目里就不好体现。

　　对于凤凰这种媒体要保证自己既要安全又要公众接受，又要有自己的优势，在题材选择上一定会有自己策略上的考虑，所以每个媒体有它的优势的地方。往往反过来说可能也是它的劣势，只能尽可能的改变这个问题。

　　嘉耀：凤凰各档的时事平炉节目也好，或者是相关的节目，没有一个节目是想要做社论的，如果一份报纸做社论的话会把社论放在报纸某一个显眼的地方，但在凤凰黄金档中其实是没有这些时事类节目的。像《时事开讲》是在晚上11点多播出，杨先生的读报都在下午，但是收视率高，其实它更多的是带有评论员个人色彩的对时事的理解。严格来说，我们在选择选题，为什么大家说总谈到中国战略、外交、格局，甚至有时候是两岸，首先最根本的我们有两个判断。

　　首先是有新闻性，就是当天最重要的大家关心的新闻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要谈的中日关系、台海、或者是两岸，肯定是当下最热点的新闻，中国国家领导人外访，或者是这样的局势在过两天之后有新的变化的判断；另外一个是华人的角度，我们更多的是从华人的角度来切入和分享，以我们全球华人的所共同关心的角度，比如说同样是中东问题、同样是伊拉克问题，其实在我们的选择上我们谈论的并不多，不是说这些事情不重要，国际上仍然很重要，对中国也有很大的影响，但是选择一天一到两个题目的时候我们会考虑我们的华人观众最关心的、目前最有切身利益的，在我们选题的时候更多会考虑这个。

　　凤凰卫视的冲击力

　　主持人：嘉耀提这个问题，和凤凰的定位有关系，尹老师您觉得凤凰卫视的定位通过您的观察，凤凰卫视的定位应该怎么来解释呢？

　　尹鸿：凤凰把自己基本上定位是一个华语媒体，面对全球华人的华语媒体，应该说这是一个高举高打的定位。因为华人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和区域，传统和背景和现在的经济都非常的不同，这种巨大的差异性导致了这样一个定位的节目的时候，在制作的时候会面临选择上的挑战。现在凤凰以华人的视点在做这样的定义，但实际上台湾和内地的华人可能有一些关注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包括香港，可能华人关注的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更多的想找到这个交接点，找到在华人这样一个群体中我们共同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所以在选题上就更多的变成关系性选题比较多，比如说两岸关系、中国/华人跟其他国家的关系，找这样共同性的话题。

　　我个人感觉凤凰新闻的影响力至少不如几年前冲击性那么大，这跟我们做了选择，它的优势和劣势可能都会联系在一起。做这么高的定位以后，就会发现你的在地性，你的地域性特殊性可能就会降低，就会觉得有时候在某些节目对这部分观众来讲有一部分隔离，并不是我最关心的最重要的问题，但是对另一部分观众来说又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在努力寻找华人世界的平衡点。

　　虽然凤凰定义成华人媒体，但是会觉得它的主视点可能还是内地，而且往往是最有影响的节目，或者是大家在内地最关注的节目，可能是和内地的关联性更强的节目。

　　嘉耀：应该承认，我们最关心的当然是中国大陆，其实尹教授提到，我们内心也是这样判断的。我们的主要覆盖区，主要的观众来源绝大部分还是在中国内地。我们关注的话题也经常会选择大陆民众当下热点来报道和评论，凤凰在北京和深圳及上海的地方我们都有专门的记者站和庞大的制作团体，做社会新闻和社会调查类的节目。在这里我想说明的是，像我们的评论员都是从中国内教育成长出来的，对内地人民的问题、事件、呼声都特别的关注，恰恰我们在海外看到的信息以及相关的资料可能比中国内地稍微要多元和丰富。我们有时候也想报道和评论。首先我要强调一点，凤凰卫视是商业电视台，我们的第一要务是传播文化和沟通全球华人以外，第一的问题是要生存，如果这个台不能生存的话，大家也就看不到凤凰。生存很简单，就是落地，广告能够很稳定的增长，被允许落地。我们在某些报道、某些评论的时候，必须要自我有所把握，不然的话，就像曹景行多年前我们一起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当时有观众问我们，他们问我说，涉及中国外面的事情都蛮尖锐的，涉及中国内地事情好象有所收敛。我说，我们承认这一点，但是我们如果做烈士，就只能做一天。我们想发展，首先要生存下去，才能给大家带来更多元和另类的声音，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所以我在这里说明一下。

　　主持人：现在网络发展这么迅速，有观众提出在凤凰评论类节目里，怎样实现和网络的对接，在互动性、参与性方面？

　　嘉耀：我们非常重视网友的声音，这几年来中国网友的力量，网友的增长，同时网友的呼声已经影响到中国社会，甚至国家的决策。像我们国家领导人自己都说他有空也会去上网，看看网民的声音，我们一个商业媒体也通过网络了解中国民众目前最新的各种各样的想法。在目前的节目中，《网罗天下》还有《时事开讲》让凤凰网收集各种网民的声音，在未来，特别是在明年凤凰网和凤凰卫视资讯台推出类似人民语录这样的节目。就当天的热点时事让网民来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个见解会直接在电视上，比如说张三就这个问题是什么看法，李四什么看法，直接播映出来。大家可以透过这个了解到中国民众对事件有什么样的看法，目前像时事辩论会每天都会有网上的互动，新闻功夫茶和直播大中华也会和网民进行互动。未来的互动方式除了文字，甚至是视讯和声音也会更好的呈现出来。

　　网络与电视如何对接？

　　主持人：尹老师，您觉得从电视和网络的发展来讲，怎么实现他们的结合呢，或者说，对于网络对电视的冲击，您有什么看法？

　　尹鸿：嘉耀也谈到，电视如何利用网络做一个反馈系统把民情反映出来，基本上作为一个反馈通道制作节目，更多的回应观众的问题。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由于网络本身的海量信息的可查阅性。最近大家都在做IP电视，我们开始把电视的信息储存在媒体上，突出在网络媒体上，而且给观众更多的选择参与的可能性。让观众更多的自主的接受的可能性，这将来肯定也是电视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尤其是在凤凰，如果它作为在有限落地的时候，如何利用网络方式来传播凤凰的信息、凤凰的声音。或者凤凰作为一个电视媒体，它所承载的内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通道，网络应该成为和电视之间将来会是两个不同的，但是又是互相促进、互相能够依存的两个通道。这两个通道将来的紧密结合会更高，这两年应该说IPTV发展非常迅速，大家都在开始意识到网络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它能够跨越电视某些方面障碍。因为电视有很多管制上的障碍、发展上的障碍，但是相对互联网的设限和障碍要小很多，我们可以充分的使用网络媒体把更多的信息传给观众。

　　主持人：有一个网友问，他接着您刚才的话说，他也赞同凤凰的节目似乎不如当年那么有爆炸性。那么从学者的角度，您有没有什么建议能使凤凰资讯和评论类节目更好看？

　　尹鸿：一个新闻类节目的发展和变化是受两大因素制约，一个是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社会对言论，我们这个社会对言论的发表深度到什么程度，这和社会转型期的环境是有关系的，所以有时候不完全取决于做新闻自己的人。

　　第二，新闻依赖于我们是不是遇到了重大的事件，比如说有伊拉克战争等等，这两大因素决定了新闻是不是非常大的影响力。在两大因素不可控的情况下，自己要做的事情，我想还是一个是增加对新闻的敏感、对新闻深度的分析，尤其是要充分的和公众进行沟通。因为新闻事件做长了，包括评论员的分析方法，时间长了公众会比较熟悉，因为很多问题都有延续性，比如说台海问题、两伊问题、中东问题等等，因为时间长了都有累积性。我们慢慢时间长了以后，每个人都会成为分析者，成为评论员，慢慢你的信息的新鲜感对他来说就会下降，因此就逼着我们做电视的人必须要发掘新的信息，要发掘这些信息，跟我们新的生活的联系，这样就增加了我们工作上的一些难度。

　　要想分析的专业性更强，电视来说对公众要有信心力，要提供公众想知道，但是确实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得不到的东西，你必须要提供给他。但是这些评论员长期做了以后，我们虽然还是会会给他提供新的资讯，但是那些资料的硬度性和过去相比是下降了，观众会说我没有时间去搜索，有时间也可以把这个总结出来。

　　那么你在思想上，在分析问题的观点上，很难有新的特别重大的突破，所以就要引进不同的因素来介入，任何一个节目，任何一个人的思维。美国总统都会要换届，任何一个东西都要有不断的调整和更新，当然这种更新是有限更新，不是说把这批人换了，是有限的做一些更新，就会更好一些。

　　主持人：嘉耀，从一个操作者的角度，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嘉耀：这是对的，因为电视本身的本质是必须是变化和创新的，电视恰恰又是所所有媒体里面，现在有的互联网是大家最追求日新月异的媒体。从各方面都应该是要有变化的，这是肯定的，也给我们提出一些新的要求，观众的口味和观众本身的能力及本身的知识结构和层次等等也是比我们五年前，已经有大篇幅大面积的提升，为什么？恰恰是因为媒体的进步，特别是互联网的进步，因为现在很多观众获取信息已经不是光像以往那样非常被动。只能看看平面媒体，现在观众获取信息来源太多，而且观众获得的信息和我们拿到的信息的差距越来越小，现在对我们的节目，对主持人，包括评论员确实提出很多的要求。在未来我们在节目变化，除了现有的评论员、主持人和节目样式之外，我们也在不停的寻求改变，这个改变包括内容上的改变、角度上改变和人员方面的充实，这肯定是需要的，确实会有困难，毕竟在香港和华人圈里面的若干的困难，大家也发现最近我们关于连线式的评论也多起来。利用现在连线系统的发达，把评论用连线方式展现给大家看，这也是我们的尝试，未来也会有更多的样式。

　　主持人：尹老师，您非常擅长研究影视文化，您有一次建议一些从事新闻评论性节目的人看看电影，您怎么解释这句话呢？

　　尹鸿：我主要是说从事新闻报道的人，因为他们需要讲故事，需要叙述发生的事件，但是事件的叙述是有一定的艺术。不是要改变新闻事件的本身，而是新闻事件更好的被观众所理解，但是过去做新闻的人是需要时间、地点、事件，什么人干什么，但是缺乏把事件艺术的、或者是用观众最愿意看到接受的方式呈现给观众，比如说调查类的节目，比如说新闻事件类的节目，新闻故事类的节目，报道类的节目，凤凰这一类节目相对比较少。好的新闻报道类节目，更多的要强调怎么样把新闻事件能够更好的传达给观众。

　　嘉耀：其实凤凰卫视很多人，包括从我们的最高层到普通的员工，从事新闻的人都是非常喜欢看电影。曹景行先生有个影帝的称号，何亮亮先生看到好的电影也会四处推荐。我非常认同，做新闻并不是平铺直叙的时间、地点六大因素讲完，像现在的资讯台在24的新闻频道中最近多了一个新闻故事专题，每天都有。我一直认为，这种叙事方式电影中可以看到，是怎么表现细节，在矛盾最激烈的时候如何通过镜头。我们在拍新闻的时候有一些记者，用一些主观镜头来描述，甚至大家可以看到凤凰有一些新闻甚至鼓励大家使用音乐。当大家喜欢看了，觉得有意思，才会接受你，做电视的人和做电影是有很多相通之处。

　　主持人：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两位嘉宾都非常忙，今天访谈就先到这里，敬请各位网友和观众期待下一次的访谈，是12月5日，文涛对话中国传媒大学的胡智峰老师。再见！

　　嘉耀：再见！

　　尹鸿：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