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忆：成功心得，与您分享，《搜狐－谁在说》。今天，咱们谈谈电视，谈电视自然要说起主持人。过去，我们都认为主持人必须长得漂亮，别像我这样儿。如果是男的，应该英俊，个子应该很高。如果是女的，必须美丽，还应该苗条。但是漂亮的主持人都得有人给她写稿，于是从1994年开始，一小批不用人写稿便可以脱口说话的主持人诞生了。这些主持人中，最为突出的一位，就是我们即将看到的香港凤凰卫视的窦文涛。有请窦文涛上场。（掌声）

　　阿忆：你好，文涛。

　　窦文涛：阿忆好。

　　阿忆：你我都有凤凰卫视的背景，因此很多习惯大致相同。像你一样，本主持人特别不爱问大问题，尤其不爱从一开始就问大话。咱们还是小问题开场。

　　窦文涛：招呼吧！

　　阿忆：以前的男主持一定要西装革履，戴好领带，规规矩矩地上场主持节目。而你，穿着马甲就跑上台。是谁给你出的主意？

　　窦文涛：香港的电视台跟内地不一样。比如服装一项，有专门的形象设计部门为你量身定作。其实，我对穿什么服装无所谓。反正穿什么也好看不了，你给我穿什么我就穿什么。你记得吗？我最开始穿马甲是打领结的。后来我才打听到，那不是我们服装师的设计，而是我们老板的主意。他喜欢香港一位财政专家的打扮，那位专家就喜欢打领结。老板让我往他那个路子走。

　　阿忆：你同意了吗？

　　窦文涛：你给人家打工，人让你穿裤衩上去你也得上呀。（爆发大笑、掌声、音乐）实际上，对我穿马甲打领结观众有很多反应。我发现，我被观众接受的过程，也是我像滚刀肉一样忍受煎熬的过程。我是硬着头皮穿的那身行头。有一次，一位香港服装师提议，让我时尚一点，新潮一点——她是位18岁的小女孩——所以她给我找了一个绒毛大领结，领结两端还带着两个坠子，看上去活像一只大兔子。（爆发大笑）后来北京说，文涛你穿那东西不好看。旁边有个人小子添油加醋，说他就那德行，穿什么都糟蹋！不过从那儿以后，还是有点儿小改动——领结不打了——因为有一位老观众来信，说窦文涛打领结像小日本儿的翻译官，会激起民族仇。（爆发大笑）听说写信这位老先生就参加过抗日战争，我想多半是他自己看了极不舒服。穿马甲不打领结，一下子宽敞多了，这就是我主持《锵锵三人行》的新打扮。只有一次我没穿马甲。很多人不满意，问我为什么要穿T恤？实际上那是因为有一位观众通过电脑发来一个电邮，署名叫“好可怜”。（窃笑）好可怜在来信里说：“我是一个17岁的小女孩儿，得了败血病，只能再活3个月。我特别喜欢您的节目，医生特许在病床上摆上电视，让我每天看《锵锵三人行》。我临终前唯一的一个要求是，希望您能在一次节目中赤裸上身，让我看看您那发达的肌肉。”（大笑）其实，不能把人总往好处想。在网上发电邮，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真的，一种绝对是恶作剧，可能是有意让我出回丑。但是万一如果是真的，咱怎么能伤好可怜的心呢！（窃笑）可我琢磨着，我身上最发达的地方也不见得是上身儿呀。（爆发大笑、掌声、音乐）所以那天，我就穿了一件紧身T恤，而且解释说，对不起好可怜，肌肉展示出来不一定好看，说不定会让你病情更加恶化，（爆发大笑）所以穿了这件T恤，您就看看这小胳膊的轮廓算了。

　　阿忆：主持人有感召力，当大家发现窦文涛爱穿马甲之后——我不知道外地怎么样——反正北京的马甲特别好卖。

　　窦文涛：北京可没跟我分钱！其实，我本来没几件马甲，但后来有一个企业总见我穿马甲，就提出给我赞助，每个季度送几十件。结果到现在，我的马甲有好几百件。

　　阿忆：那是曾献梓的金利来。

　　窦文涛：他赞助了一柜子一柜子的马甲，每年还送上百件乱七八糟的衣服。到后来，根本就挑不过来。于是，这给凤凰卫视有偷窃我衣服行为的主持人提供了土壤，我箱子里的衣服也就越见越少。

　　阿忆：《谁在说》的主持人也一直穿马甲。这期因为你来所以没敢穿。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我看马甲以后，总想到乌龟王八之类的东西。

　　窦文涛：为什么？

　　阿忆：有一个笑话说，一只小虎追一条蛇，蛇疯狂地跑，转到屋后就不见了。小虎找不到蛇，只见屋后走出来一只乌龟，小虎看了半天，突然大喊：“蛇，别以为你穿上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爆发大笑）

　　窦文涛：我也听过一个笑话，说有一条蛇身负重伤，在路面翻滚，警察跑来问受伤的是谁，围观的人说，是乌龟。（笑）

　　阿忆：大家特别喜欢你主持节目。我们知道各个大厦里的白领，每天中午吃饭，都打开凤凰卫视，看你的《锵锵三人行》。而且争相传播，说有个小子，每天中午都说好多笑话，他能在搞笑中把当即发生的新闻讲给大家。不过，随着岁月流逝，总是3个人在那里说呀说呀。大家开始有非议了。说窦文涛天天不正经，尽说一些色情故事。于是，一部分人不大喜欢你了，也不喜欢马甲了。北京的马甲也就不好卖了。

　　窦文涛：好卖不好卖，跟我没关系，我现在也不穿了。

　　阿忆：好啦，咱们现在正式进行访谈。首先，我给你介绍一下台上另外两位重要节目人员。我身后，坐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社学系很有名的教授周孝正，他是首席观察人。咱们说到一定火候，不论对错，他都要出面说两句。在你身后，是吉他手胡平。如果你说到伤心处，他会即兴弹伤心的曲子。哈，这是欢快的曲子。

　　窦文涛：那咱今天从头到尾就是它了！

　　阿忆：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我觉得你特珍贵。原来的主持人是拿着稿，冲着摄象机镜头前的提示器，一个字不落地背诵。但你当主持人，脱口就能讲话！

　　窦文涛：其实，除了聋哑人，平常的人都会说话。

　　阿忆：但再会说话的人，一对着镜头也犯傻，也差不多是目光呆滞。

　　窦文涛：现在社会上有很多教人练口才的书。说实在话，这些书到底有多大作用，我很怀疑。我觉得，每个人从来就不缺乏说话技巧。即使是平常人，哪怕他再内向，再沉默寡言，如果你请他回忆一下，问他一生中是否有过至少一次滔滔不绝，他的回答肯定是肯定的。他至少有过一次能说得特别有魅力，说得大家都爱听他说。这次光辉可以出现在酒吧里，出现他跟朋友或者家里人的聊天之中。只要在你这辈子里有过一次这种经验，就说明你完全有口才，完全具有说话魅力。可能你唯一差的是状态。这种状态就像运动员的竞技状态一样，你训练时能跳3米，但比赛时只跳过1米5。人总是在自己最自在的时候才能自我调动起来。也就是说，你缺乏的根本不是什么技巧，而是缺乏心里的一种好状态。其实，我在生活中从小到现在都挺认生，见到不太熟的人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并不觉得我在生活里是多么会交际会说话的人。我甚至小学5年级时还有口吃问题，现在有时候说急了也会结巴。

　　阿忆：没关系，好多伟大的人物小时候都口吃，但后来都讲演得很棒。

　　窦文涛：你这么说我很高兴。（笑）小时候，我哥听说抽人大嘴巴能治口吃。所以我一结巴，他就突然抽我，还还是没治好。（大笑）据说，心理性口吃的人确实有一定表达障碍。到了初中，我还是特腼腆，特别不敢说话。所以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校长，是他慧眼识英才，挽救了我的一生。有一次演讲比赛，他让我参加。那时候，我虽然不能说，但我朗诵课文朗诵得不错。（笑）那个年代的演讲其实跟朗诵一样，背熟了就能得奖。所以，我事先紧张而拼命地背。在家里，我让爸爸妈妈随便挑出每个自然段的头一个字，我立刻就能把那一整段都背出来。真是倒背如流！我哪里知道，都熟到了这种程度，但一上台，我还是哆嗦。我强迫自己站到台上，开始以背诵的方式假装演讲。当我背第1自然段的时候，我脑子里正想着第2个自然段的头一个字是什么。想起来，就能背下去。可我背第2自然段时，怎么也想不起来第3个自然段的第1字是什么了。于是，我大脑一片空白，足足空了有1分钟时间。面对着台下无数双仇恨的眼睛，我傻了，吓得尿了裤子。

　　阿忆：是真尿了裤子，还是夸张的说法？

　　窦文涛：是真的！我记得，我在全校师生众目睽睽之下，双手把脸一捂，怀着屈辱哭着跑下台。第2天，我怎么也不敢上学。是在家长劝老师做工作的情况下，低着头进的校门。所以说，我完全明白羞怯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心理危机。尤其是出丑之后，你会觉得所有人都在说你的坏话。你总是要问自己，他们是不是都在说我呢？尤其是女同学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我肯定会以为那是在笑我。我那时肯定是崩溃了。

　　阿忆：这就难办了。

　　窦文涛：好在校长是伯乐。我明明出了这么大的错误，但他说，我推荐你参加区比赛！你尽管没背出第3段，但前两段儿你朗诵得很好。（爆发大笑、掌声、音乐）你要是全背下来了，你肯定能拿奖！我真的去了区里，选拔赛中居然得了名次。按说，区比赛级别更高，但我却没第一次那么害怕了。即使有一点感觉，我也想，反正都这样了，还有什么所谓。最后，我好像还得了第2名第3名什么的。打那儿以后，我觉得好一点儿了，也就能说话了。有时候，一些主持人培训班找我去给他们讲课。我都会讲我的亲身体会，告诉他们说话没有任何技巧，只有一句话，那就是——要珍惜任何一次当众出丑的机会——这是亲身经历，是唯一可以改变自己的机会。我想，在座的观众完全可能比我说话更有魅力，你们完全不缺乏任何说话技巧，只是要改变心理状态。中国人一般性格比较内向。比如说，女同学唱歌，可我们不能去。我们是男人，不爱唱歌。但我劝大家要珍惜，大家伙儿凑在一块，看你说话表演的机会不多。要知道，你今天在10个人前面出一回丑，将来你会在10万人面前争回大面子！所以，出丑吧，出丑吧！你们觉得我不怎么样，但我不要脸了也无所谓。

　　阿忆：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当众出丑的机会，疯狂英语的李阳也曾这么说，下次节目的嘉宾就是他……

　　窦文涛：他的层次比我高，人家说洋文，我中文还没说好呢。我觉得，疯狂英语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心理调节。大家注意看美国拳击比赛，特别是拳王挑战赛。拳手们都相互漫骂，说，我能捏死你！是他们没有修养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即使他们是挺礼貌的人，但他们必须把自己调动到一种状态之下，要集结自己所有的最佳能力对付敌人。后来，我也学会了这种心理调节技术。每次上大场合，我都对陈鲁豫说，夸夸我，夸我几句吧！陈鲁豫和许戈辉就说，你，盖世无双，全世界第一！谁能比得上你呀？你上去吧！（爆发大笑）我很崇尚人与人互相赞美互相赞扬，中国人有句老话是“良药苦口利于病”，我不完全赞成这句话。中国人很不容易，好像夸你的不是真正的好朋友，是虚伪，而真正的好朋友都是专门说你不好的。我真的不这么看。为什么，奥斯卡不管是谁得奖，台底下的人都能在那天晚上发自内心地全体起立地长时间热烈鼓掌？就因为，不管我们各自有什么想法，反正今天晚上的荣耀归你一个人，我们要让你痛快个够，要所有的人见到你都甜言蜜语。在那里，不会有人走过来讽刺你，或者拍着你的肩膀说，吸取经验吸取教训。当奥斯卡奖给《泰坦尼克号》的男主角，他兴奋地说：“我是世界之王！我想跟全场的女士做爱！”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大家都理解他，都知道那是他心情的表白，那是一种让人活痛快的办法。中国人不是这样，只要听听颁奖台下稀稀落落的掌声，你就是知道那是言不由衷。大家一个个表情尴尬，相互见面时还得按咱们传统的讲究，对你三七开。跟你距离比较远的不是很密切的朋友会说，祝贺你，你真不错。这种话本来是挺高兴的事儿，但你回到酒席上真正的好朋友那里，他们反而告诉你，其实你不行，你不该得这个奖，你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大笑加掌声）

　　阿忆：周教授，你不觉得窦文涛说这些话很像是不想让你说他不好吗？

　　周孝正：他这段话比较片面。当然，成就感是一个人成长过程当中必须的东西，老师对学生也应该以正面教育为主。但是，挫折感和挫折教育也是非常关键的！现在，发达国家对独生子女都要进行所谓的“野外生存训练”。我们说，我们需要挫折感，只不过我们的挫折感应该有分寸。窦文涛小时候缺乏自信，咱们不能再给他挫折。人没有自信不行。但现在，窦文涛成了名人，那他就应该有一定的挫折感。即使是表扬他，也得分场合。我们中国人说“闻过则喜”，我发现窦文涛的思想境界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人家一夸你，你就高兴。一批评你，你就不高兴。那说明你的档次不太高。

　　窦文涛：老师说得很对，我的境界确实还不够高。到现在为止，我还没能摆脱一听表扬就高兴一听到批评就沮丧的毛病。我是一个很感觉化的人——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这样——我是“闻过”从来没“喜”过。我知道，有的主持人是被人夸大的，有的主持人是给人骂大的。我属于后者。一直有很多观众非常尖锐地批评我，这些批评如果批评不到点子上也就罢了，但有些批评竟批评得格外准。看着这些来信，我就只剩下嘬牙花子了。

　　阿忆：比如说？

　　窦文涛：我忘了。（爆发大笑）我这个人可能是那种心眼儿有点儿小的人。我觉得，任何一个批评都会影响我的情绪，任何一个观众说我作得不好都会使我情绪低落。

　　阿忆：那你现在是不是很低落？

　　窦文涛：刚才是，现在正往上爬。我觉得，翻回头想一想，成功的人每天都会收到特别多的来信，他们根本不会把某一位观众的批评意见当回事儿。但我不是这样——对观众对朋友都不是这样——如果有人觉得我不好，我一定会受打击，情绪就会低落。我唯一能活下去的力量是，我有情绪调节能力。不过，刚才老师说的有一点很好，就是当你情绪受到伤害之后你该怎么看它。有时候，你一开始不高兴，但到后来想想，人家肯定有人家的道理。是不是再稍稍改变一下自己，一切就好起来了。因此，批评是一种启发性的建议。实际上，周老师和我说的是两个问题。周老师说的是吸取经验教训，征求意见，看看自己有哪些问题应该处理。这是一个很理性的问题，但我根本不是在谈理性。我在谈感性，谈人的心理状态，比如做事的时候怎样才有自信心，一个人在台上怎样才能让自己更自如。我经常跟一些名演员接触，我发现，他们跟我说的一样。大家一致认为，演技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演农民，如何才能演得像，这方面有什么技术都不重要。演员的第一课应该是——解放个性——你要在台上旁若无人。最重要的是，达到这种状态，想什么就是什么。首先要在感觉上把自己调整到这种心理状态，剩下的才是技术。比如说，我们可以下乡体验生活，看看农民怎样生活，采访他们，然后做到旁若无人，在台上我心狂野，你积累多少经验就释放多少。但如果你作不到解放，你就演不出来，因为你在注意周围的人，想知道他们说你现在演得对不对，想知道他们对你怎么看——比如说发型好不好——你永远顾忌这些，你的状态就不会自然。而在一个批评多于赞扬的环境里，你无法作到无所顾及。我想，周老师和我都是真理，但却是真理的两个问题。

　　阿忆：请告诉大家，你的大学是哪一所，学的是什么。

　　窦文涛：武汉大学新闻系。

　　阿忆：新闻系多是培养前线记者，等于是跑外，但你怎么上镜了呢？

　　窦文涛：我的职业经历挺有意思，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中国越变越好了。我们那时候考大学，和现在不一样，我觉得生活很沉重。为什么？那就像是，要一个涉世不深的孩子，为以后的生活提前得出一个经验。比如说考大学，要报哪个志愿，将来做什么工作，可谁能提前知道自己对不对呢！父母一辈子做一个工作，也不可能知道。那个时候，社会上很少有人变动工作，一般都是终身制，一干就干到退休。而你自己是小孩儿，缺乏社会经验，很多想法相当盲目，不会经过慎重考虑。很多人为此付出了一辈子的代价，只因为当初选择错了。我当初报新闻系，是因为我上高中时是一个文学青年，写写小诗什么的，于是就想当大作家，想写小说。后来，看了司马迁一句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报志愿的时候我就想，“读万卷书”我不用上中文系，有图书馆我就能读到。可什么职业能不花自己的钱“行万里路”呢？我觉得是记者，所以就报了新闻系。但进新闻系以后，我慢慢发现它跟自己原来想的很不一样，而是我又是那种挺没远见的人，于是就随寓而安。可能不是我自己要当主持人，肯定是偶尔在哪个场合参加活动，人家让我主持一下，说两句，觉得我还可以，我就慢慢成了主持人。实际上，我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

　　阿忆：你是武汉大学的男校花吗？

　　窦文涛：男校花是我嫉妒的对象。（爆发大笑、掌声、音乐）

　　阿忆：具体说一下，毕业以后你是怎么混到主持人的行列里的。

　　窦文涛：毕业时，很多同学想分配到北京。但我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学生干部，这方面的机会就少了一点。我只能自奔前程，前程是往南边儿走，到广东找工作。

　　阿忆：你是哪一年毕业的？

　　窦文涛：1989年。

　　阿忆：那是10万人马下海南的第2年。

　　窦文涛：我去的是广东电视台。那时候，我觉得挺难的。我给他们一个学期一个学期地干，要偷跑出去，大四没在学校上课，考试赶回来作弊。

　　阿忆：还没有毕业就在广东做事？

　　窦文涛：是的。你想让电视台注意你，留下对你的印象，你就要先去当实习生，跟着人家扛机器。刚到广东的时候，我听不懂广东话，所以最后广东电视台也没要我。

　　阿忆：它现在肯定特后悔。

　　窦文涛：如果我是部主任，也不会选择当时的我。我听不懂人家的语言，什么都不清楚，完全是外行人。所以没有人答理我，我整天晃来晃去，自然表现出愚蠢的样子。有一次，部主任跟我说：“小窦，我观察你了1个月，你的神经是不是有些什么问题？”（窃笑）我问：“怎么了？”他说：“你看，怎么我说一句话，你好像要想半天才回答？你是不是有一点儿迟钝？”那时候，电视已经比广播时髦了，但电视台和电台还在一个大院里。后来，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有人说，电视台没要你，你要不然去电台看看。我摸到广东电台，拐进少儿组。（笑）我跟一位女士谈了会儿话，就离开了广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会面，但她却真的给我来一个电报。电报说，我们要你，赶快来吧！（大笑）

　　阿忆：根据我的经验，如果去电视台应聘，电视台没要你，把你推给电台，那一般是因为第一，你脑子很好使，第二，你长得太难看。所以我想，人家没要你，不是因为你脑子不聪明，而是你长得太那个。

　　窦文涛：不。那时候我确实表现得比较傻，比较迟钝。我像个小孩儿，什么都不懂。而且，面对一个特别复杂的社会，你心里的目的性越强烈，你越不容易完成目的。我就是，但凡我有一个目的，那这事儿肯定干不成。我不能有目的性。假如我今天是想让阿忆满意，那我就完了，我肯定表现得一塌糊涂。

　　阿忆：那你是想跟我作对？

　　窦文涛：我是说，为了找工作想让人家要你，你心里老有这么个目的，那你所有的言谈举止都会走形儿。比如说，在人家办公室吃盒饭，你不能吃得太粗，让人家觉得这个人好像800年没吃饭。反正，哎，那叫一个难受，别提多别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