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访谈主持人范卉:但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疑问，那么多人，花那么多钱，研究这些问题，意义究竟在哪里？而且这些研究，大部分普通读者是没有看到的。

　　陈林 说:研究一部作品，包括对作品本身的研究，就是文本研究；但同时，为了更加深入地把握一部作品，我们还得进行作家研究。我想，以前的研究大体方向是对的，很多学术资料的积累也很重要，这方面可能大家有误解。

　　比如余英时先生曾呼吁“把红学研究的重心放在《红楼梦》这部小说的创作意图和内在结构的有机关系上”。

　　然而，余先生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种“文学的考据”从一开始就会陷入无法自拔的困境：当前80回和后40回的关系并不明朗时，我们究竟要以前80回的内在结构，还是以全部120回的情节来探究作者的“原义”或“本义”呢？当小说真正的作者还没有确切答案时，我们究竟如何根据作者及其家世背景、撰述情况来把握作品的“全部意义”呢？简而言之，在考据研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余先生所推重的这种文学批评就缺乏合理的文本基础和史料基础。

　　现在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红学界研究了这么多年，很多基本问题都没有搞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自然不满意了。

　　但一个客观的情况是，红学家们做了很多资料的积累，哪怕他们研究的方法犯了错，结论错误，都给后人提供了很多前车之鉴。

　　嘉宾访谈主持人范卉:那么他们到底搞清楚了哪些问题呢？

　　陈林 说:很遗憾，要说在解决具体问题方面，红学界什么定论也没有搞出来。惟一可说的，只能是论证了小说跟曹雪芹这个实际存在过的历史人物与关系。

　　比方说，余英时先生曾说道：索隐派之所以能重振旗鼓，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考证派红学对于几个基本问题尚没有确切的答案。举例言之，《红楼梦》的作者究竟是不是曹雪芹？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脂砚斋又是谁？他（或她）和原作者有什么特殊渊源？这类基本性的问题在考证派红学中虽有种种的解答，但由于材料不足始终不能定于一是。

　　刘梦溪先生在其专著中将“脂砚何人”、“芹系谁子”、“续书作者”并称为红学的“三大死结”，他写道：

　　但脂砚何人？无论说是（曹雪芹）叔父也好，舅父也好，曹頫也好，棠村也好，曹雪芹自己也好，史湘云也好，都不过是一种猜测，而且是证据并不充分的猜测，不仅在研究者中间达不成一致，更主要的是每一种立说本身就没有实证的支持。……从已经知道的材料看，无论从哪个角度立说，对材料作怎样的分析，都无法对脂砚何人、芹系谁子、续书作者这三个问题，作出确切的答案，除非发现新的材料，否则这三个死结就将继续下去，谁都休想解开。

　　嘉宾访谈主持人范卉:你的意思是他们最大的贡献就是错了无数次，然后后人就知道不必那样去错了么？

　　陈林 说:对。红学家们走了很多弯路。我们现在看到前辈们的弯路，可以警醒自己。

　　陈林 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是，比如，红学家们喜欢拿“脂批”来做证，可是，从证据法的角度来说，在证人的身份都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这些证言根本没有做证的资格。

　　嘉宾访谈主持人范卉:但在红学的各个派别之间，却从来有停止过互相的批判？

　　陈林 说:相互的驳难是正常的，没有驳难倒是不正常，可是，辩难的双方都有很多方法论上的问题。

　　当然，这些相互的驳难中，由于历史的原因，掺杂了学术以外的东西。

　　嘉宾访谈主持人范卉:无非是五十步笑百步么？

　　陈林 说:对，可以这么说，就是五十笑百步。

　　我觉得难堪的是，即便辩驳得那么厉害，实际上去没有什么得到实证支持的定论，这是不正常的。我很奇怪，难道红学家们从来没有认真反思过其中的问题么？

　　嘉宾访谈主持人范卉:你认为各种原委何在？

　　陈林 说:这个问题，就是方法论的问题。或者说，就是是否坚持了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实事求是。

　　什么是实事求是？清代的学者们给我们作出了非常好的榜样。

　　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总结了乾嘉“正统派之学风”的十大特色，其中第一条就是：“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这就是要求每一个论点都必须得到切实可靠的证据的支持和验证。

　　简单地说，就是：拿证据来。没有证据就不能定论。

　　可是，现在很多红学观点，包括主流的观点，所谓“作者是曹雪芹”和“后四十回是续作”，一条证据都没有。一条证据都没有！多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