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余英时“红学革命”的悖论

　　1979年6月，时任耶鲁大学教授的余英时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学报》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的论文，将“红学”、“甲骨学”以及“敦煌学”并称为20世纪中国的“显学”。他写道：“由于胡适的提倡，《红楼梦》的考证工作已和近代中国学术的主流——乾、嘉考据学到‘五四’以后的国故整理——汇合了。因此，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红学’无疑地可以和其他当代的显学如‘甲骨学’或‘敦煌学’等并驾齐驱，而毫无愧色。”[1]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著名红学家刘梦溪先生在其2005年6月出版的学术专著《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中提出，中国现代学术是以《红楼梦》研究为开端的，王国维于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比较集中地体现了现代学术思想和学术规范；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许多第一流的人物都程度不同地卷入红学，如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鲁迅、陈独秀、顾颉刚、俞平伯、吴宓、陈寅恪、沈从文、郭沫若、王力、巴金、茅盾、冰心、张爱玲和林语堂等；此外，百年红学又是学者们“打架打得最多的领域”[2]。

　　可是，“红学”之“显”，似乎只是表现为研究人数之众、延续时间之长、投入规模之大，以及论文和论著产出之多等方面，在学术的方法论上其实并未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乾嘉考据学的优良传统；在答疑解惑的功效实绩方面，“红学”甚至连这门学科中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余先生在论文中写道：

　　索隐派之所以能重振旗鼓，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考证派红学对于几个基本问题尚没有确切的答案。举例言之，《红楼梦》的作者究竟是不是曹雪芹？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脂砚斋又是谁？他（或她）和原作者有什么特殊渊源？这类基本性的问题在考证派红学中虽有种种的解答，但由于材料不足始终不能定于一是。[3]

　　不但如此，关于曹雪芹的生卒年，以及曹雪芹究竟是曹颙还是曹頫的儿子等问题，学术界至今存在不同的说法。刘梦溪先生在其专著中将“脂砚何人”、“芹系谁子”、“续书作者”并称为红学的“三大死结”，他写道：

　　但脂砚何人？无论说是（曹雪芹）叔父也好，舅父也好，曹頫也好，棠村也好，曹雪芹自己也好，史湘云也好，都不过是一种猜测，而且是证据并不充分的猜测，不仅在研究者中间达不成一致，更主要的是每一种立说本身就没有实证的支持。……从已经知道的材料看，无论从哪个角度立说，对材料作怎样的分析，都无法对脂砚何人、芹系谁子、续书作者这三个问题，作出确切的答案，除非发现新的材料，否则这三个死结就将继续下去，谁都休想解开。[4]

　　余英时先生将“材料的不足”归结为导致考据派红学遭遇“重大危机”，面临“技术崩溃”的一个原因。他在分别评述考据派和索隐派各自的得失之后，提出了第三种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余先生称之为“新的‘典范’”和“红学革命”——即“把红学研究的重心放在《红楼梦》这部小说的创作意图和内在结构的有机关系上”。他认为，在这种新的“典范”的指导下，“红学研究可以从‘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困途，转到‘柳岸花明又一村’的豁然开朗的境界”[5]。

　　然而，余先生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种“文学的考据”从一开始就会陷入无法自拔的困境：当前80回和后40回的关系并不明朗时，我们究竟要以前80回的内在结构，还是以全部120回的情节来探究作者的“原义”或“本义”呢？当小说真正的作者还没有确切答案时，我们究竟如何根据作者及其家世背景、撰述情况来把握作品的“全部意义”呢？简而言之，在考据研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余先生所推重的这种文学批评就缺乏合理的文本基础和史料基础。

　　余先生绕开这个困境的办法是坚持红学考据派的主流观点，即认为《红楼梦》的原作者是曹雪芹，小说后40回是续作。这一立场与他此前所说的“种种解答”“不能定于一是”的论断是相矛盾的。

　　看来，在乐观预言“红学革命”的光明未来之前，我们还是必须首先回到“历史的考据”，为《红楼梦》自乾隆中后期广泛流传的二百多年来悬而未决的基本问题寻找确切的答案，为余先生所倡言的新的“典范”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