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作为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中的关键人物，患者翁文辉的主治医生王雪原日前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感觉自己在此事件中充当了“被人利用”的角色，并说“医德滑坡其实是体制问题”：面对生存压力，白衣天使的道德防线其实很脆弱，非常有良心的医生，另谋高就；差一点的，随波逐流；最差的，为了逐利不择手段。他还说医务界流行着“领导干部帝王化，普通医护人员奴隶化”的顺口溜。

　　直截了当地说，我并不认同这位王医生对“医德滑坡”与“体制”的如此关系描述。说“医德滑坡其实是体制问题”，好像是在传达这样一种意思：医生本来都是道德高尚之辈，如今道德滑坡了，是一个叫体制的东西在逼着他们这么干———事实真是如此吗？人难道不是一种道德行为的行动主体吗？显然，这种描述带着强烈的道德责任推卸意味。这样说并非想为体制辩护什么，只是为了澄清一种逻辑关系。我认为当下的医疗体制确实是一个很坏的体制，但说它坏的理由并非是“它导致了医德滑坡”，而是“它成为医德败坏的借口”———成为败德行为的借口，恰恰是一个坏体制的标志。

　　“医德滑坡源于体制之坏”与“成为败德借口是一个坏体制标志”两种判断，虽然都指向了坏体制，但逻辑关系是完全相反的。前者意味着医生的道德本来是很好的，是一种坏的体制逼着他们道德败坏，体制是道德败坏的施动者，他们是无辜的被动者；而后者的逻辑是人性本恶，而且在行恶后有一种推卸道德责任的本能，一种好的制度能约束人的这种恶，坏的制度不但抑制不了这种恶，反而会成为行恶的借口。

　　体制并不会教人行恶，也不会逼人作恶，而是人作为主体在行恶时，体制未能实施有效的约束。当一个体制很容易成为道德败坏的借口时，表明这种体制不但约束不了道德败坏，甚至连自我维护的价值基础都荡然无存了，而这正是坏的标志。

　　在医德滑坡中，到底是医生在行恶，还是体制在行恶？显然，肯定是医生。医德滑坡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存在，它对应着现实中许多实在的人作着实在的恶，它可以具体地表达为一个医生乱开大处方，一个主任乱改病人病历，一个护士长滥拿回扣等等，而抽象存在的恰恰是体制。体制最根本的责任在于防止人性之恶，一个好的体制往往是以“人性本恶”为制度前提从而定位于“如何抑制这种恶”，而坏体制往往坏在“人性本善”的前提预设上。无论体制好坏，人总会有恶的冲动，只不过好制度能抑制人的恶欲，而坏制度不仅不能，反而会成为作恶的借口。

　　所以费这番听起来有点绕的口舌论述“体制并不会教人行恶，人才是恶的主体”这个问题，源于如今在医改体制的反思中，许多“坏的东西”全都归咎到抽象的体制头上去了。从医院到医生，从药商到管理部门，都在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医改的受害者，每个冷漠的医生都借“医德滑坡是源于体制”的论调，推卸自己应承担的道德责任。

　　然而医院中那一个个看得见的恶行，难道不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实施的吗？不错，体制是坏，但它的坏在于“未能抑制住恶”，而不在于“未能张扬善”。医德滑坡下每个具体的恶，还是要每个具体的人自己直接去承担，你没有任何借口。

　　曹林，青年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