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桢尧

　　“你知道我没有任何发泄的渠道，把小猫拿过来(养)，一方面是因为小猫的可爱，我可以摸它……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如果我愤恨的话，小猫也可以提供一个给我这样发泄的渠道……”这段话着实让人有些毛骨悚然，但竟然是出自一位名叫张亮的复旦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之口，而且到目前为止，张亮已经虐杀了至少30只猫（12月5日《21世纪人才报》）。

　　这几乎就是“刘海洋泼熊”事件的翻版，但从公众对伤熊和被虐的瞎眼小猫的广泛关注中，笔者却欣喜地看到了公众对“社会本位”的清楚认识。

　　“研究生虐杀小猫”缘于“社会本位”的教育功能观。当今，我们的教育目的很少从人的本性出发，更多的则是从社会需要出发的。我们在不断地培养出高学历的人才来，然而相应的“生命教育”却十分匮乏，这使得学历与人格呈现出了可怕的负相关性。一些高学历的人才几乎沦为了“考试机器”，于是，“泼熊”、“虐猫”也就相继出现了，这直接导致了人才们人文精神的匮乏，后果很严重。

　　其实，这样的“社会本位”还广泛地存在着。比如说我们的计划生育，比如说对罪犯执行死刑，比如说对有缺陷的新生儿实施安乐死，等等，我们总是把社会伦理的评价放在第一的位置，而将生命伦理踩在了脚下。按照这样的“社会本位”论，张亮购买小猫，卖主得了经济利益，而张亮也因为有了一个可以发泄的工具而不会去危害其他的社会人了，这似乎是“多赢”之事，为何还倍受争议呢？

　　答案就在于张亮的行为是对生命的藐视。当社会人个体的生命价值只能被置于社会价值之下的时候，动物的生命也就十分容易被藐视了。其实，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类已经开始学会尊重所有的生命，公众对“虐猫”事件的激烈反响就是人们越来越把社会人的生命价值和自然生命的价值连在一起的良性表现。

　　而公众对动物生命广泛关注的意义就在于，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生命价值相对于社会价值的重要性，即，我们的“社会本位”必须是以生命伦理为基础和前提，而非藐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