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对话凤凰——兴盛与创新。大家好，今天凤凰网“对话凤凰”系列访谈的第六期，今天请来的嘉宾，闾丘和展江老师。先请闾丘给网友介绍一下你最近在北京的工作情况？

闾丘：我马上就要结束在北京的常驻生活了，再过十几天就要回香港，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工作，新闻负责的范围广一些，还是做记者这一行。最近在北京还是一些采访工作，因为马上要走了，回想一下刚来的时候在北京做新闻，前三个月是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做。现在才刚刚知道怎么在北京做新闻，又要走了，很可惜有点舍不得北京。

主持人：展江老师这是您第二次参加对话凤凰的活动，上次和子墨谈社会能见度，我想对您提出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您对闾丘在北京的新闻报道有什么批评？

展江：这个倒谈不上，因为我对闾丘的了解是两年以前看的节目，因为最近住所的关系不常看，我觉得凭她这么多年的积累，我想她在北京这一段记者的生涯一定是会延续她过去的风格。给大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主持人：那闾丘针对自己工作中的困惑问一下展江老师？

闾丘：我们刚刚也谈了很多，一个是记者的素质问题和职业操守的问题，还有这是我自己比较关心的，就是同样的一条新闻怎么把新闻点找出来。您自己来看这么多记者的时候，您自己怎么样来判断这个记者好不好，够不够格，或者说她是一个比较出色的记者？

展江：这方面我还没有优秀的记者更有资格，但是从我一般的看法，现在新闻职业操守，或者是国内多数叫职业道德问题很多。而且很多早年年轻的时候想投身新闻业的年轻人，一旦投入了媒体工作一段时间之后，确实对这个职业发生了怀疑，甚至是弃它而去。这个目前影响职业操守的因素确实比较多，因为现在是社会转型期，大家对各种各样的诱惑受它的影响。一方面大家觉得媒体十分重要。因为中国转型也好，走向民主法制也好，失去媒体“看门狗”的话是不可想象，但是我们也不能夸大媒体作用，但是这个部分特别重要。

展江：记者职业操守情况确实令人担忧，刚刚我们也聊到，我们现在很多人希望我们的有关方面给媒体更大的自由度，但是另一方面一旦按目前的道德操守。如果赋予媒体更大的空间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就是现在我们要遵循什么，这似乎好象没有共识，而有关方面在这方面做的也不够有力。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中华全国联合会，也制定了道德条例，但是大家都没有把它当回事，另外看了以后和现实也没有什么关系，新闻界强调自立为主，其他相关的部门最好对它进行少一些的约束。而让它接受社会公德和法律的约束，我觉得还是向一些类似的转型过程，像俄罗斯和韩国已经有成文的东西，他们在新闻职业操守的发展过程中他们哪一些个案我们可以借鉴。

闾丘：我自己也经常去韩国和俄罗斯，他们媒体是非常发达，他们的自由经济环境和国内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内地很无序。比如大家去采访同样东西的时候，就把你原本有的机会因为大家一混乱都给抹杀了。

展江：这是一个经常听到的现象，你的担心完全是一种现实的反映，这个问题很麻烦就在这里，鼓励什么不鼓励什么，现在鼓励的东西往往让一些接受它的年轻记者最后这么做的时候碰壁和吃亏，也就是丧失了机会。但是有一些按照潜规则做事的人，反而一路畅通。但是有一部分操守认为是特别重要的国际标准，也包括香港和台湾，虽然很乱，但因为新闻界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大家对它也产生了一些共识。所以我们现在拿什么东西，不一定说我们这些搞新闻教育的人，社会各界希望新闻界自己产生出什么东西出来，社会各界能不能形成一种共识、一种书面的东西让新闻界去参照，如果没有这一套约束的话，因为中国新闻法律有所发展，但是它的空白非常多，但是真正规范媒体行为的东西，无论是刚性的法律，还是柔性的，对新闻记者伦理形成及行为操守的规则是非常少的。

展江：国外有个网站介绍新闻职业操守的，它主要借鉴了英国的报业评议会制度，包括香港在内，英国是在50年代初开始做了，现在把这个名字了改成报业投诉委员会，就是所谓的PCC。香港现在在约束记者方面条例有很多，政府有这样的权利，虽然英国没有做到这么强，但是对新闻界约束力很强。因为本身PCC就是由来自社会各界的，有教育界、法律界等人士共同组成，它是类似法庭的这么一种机构，但是它没有强制力，可以按照一定的程序受理，最后通过几方的调解，可以使被投诉的媒体，主要是报纸，去考虑甚至接受投诉。如果你接受了，就是你要撤销报道，还是道歉，还是怎么样。它主要的作用首先是市场经济发达以后，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很放肆，侵入一部分公众人物的一部分私生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机构就是防止动不动诉诸法律，造成新闻自由被侵犯。

闾丘：讲到新闻自由，我就想起来内地很多同行觉得很失望，觉得空间太小，但是我自己又有一个想法，空间小可能在每个国家做新闻都是有一定的空间，大家也不需要把这个东西想得太过的绝对。但很重要的一点，你如何要学会在这个空间里面最大程度的去利用这个空间，您是怎么看的呢？

展江：我想大陆情况可能比香港要复杂，我个人的看法，我还是建议有关方面，特别是对媒体具有某种管理职能的有关方面，还是要放松对媒体的管制。因为确实媒体的空间不够大。

闾丘：我自己的想法认为对媒体的管理它不应该是在内容或者意识形态方面的管理，而应该是制定出比较详细的技巧，或者是比较技术层面东西的管理，比如说对电视媒体报道内容，我对你播出质量，或者是画面的要求，对视觉的冲击这些方面可以制定，但是对于内容方面是不是应该有更大的空间？

(责任编辑：闵繁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