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通识教育，着力教育创新，正逐渐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共识和新的趋势。

　　近年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一批综合型高校纷纷开设通识课程，与此同时，一批优秀的通识教育丛书也开始陆续问世。最近，武汉大学出版社新推出的《21世纪高等学校通识教育系列教材》（共计200种），无论规模还是阵容，都堪称国内通识教材之最。而在此前，北京大学出版社曾推出过《名家通识讲座书系》、《古典教育与通识教育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也出版了《名家专题精讲丛书》。

　　2005年12月24日，该套通识教育丛书编委会主任、丛书总序的作者，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顾海良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讲述了他心目中的“通识教育”。

　　“高校对学生加强通识培养，已经迫在眉睫”

　　记者：2005年9月，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教授来中国参加复旦百年校庆时欣喜地发现，复旦大学借鉴哈佛、耶鲁等世界一流大学“住宿学院”的做法，让3700名本科新生在新成立的复旦学院进行一年跨学科、跨专业的通识教育。此前，北京大学已经开设了“元培计划实验班”，对本科生进行通识教育；武汉大学早就作出明确规定：本科生不分文理，均需跨专业领域修满12个“通识课程”的学分才能获得学位。您能不能用清晰明了的语言解释一下，究竟什么是通识教育？

　　顾海良：通识教育并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亚里士多德就有与“自由”教育相联系的通识教育思想。

　　这里所讲的通识教育，通常是指对学生普遍进行的共通的文化教育，使学生具有一定广度的知识和技能，使学生的人格与学识、理智与情感、身体与心理等各方面得到自由、和谐和全面的发展。

　　记者：在几次“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通识教育”成为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不断被提及。为什么要进行通识教育？中国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通识教育的？

　　顾海良：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曾经经历过时以通识教育为主、时以专业教育为主，或者两者并举、并立的发展时期。

　　从高等教育发展历史来看，早期的高等教育似乎更倚重于通识教育。随着经济、科技和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和进步，高等教育也相应地细分为不同学科、专业，分别培养不同领域的专业人才，专业教育的比重不断增大。20世纪中叶以来，经济的迅猛发展、科技的飞速进步、知识的不断交叉融合，使学科之间更新频率加快，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并存，“专才”与“通识”的需求同在。但是在总体上，“通识”更多地受到重视。这是因为，新时代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应该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和适应能力，应该具有更为宽厚的知识基础和相当广博的知识层面，应该具有更强的信息获取能力和多方面的交流能力。显然，仅仅依靠知识领域过窄的专业教育，是难以培养出这样的高水平人才的。

　　对中国而言，一方面是科技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是社会转型面临新的变革，这样两种激烈的变革集中在一起的情况，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而我国大学本科教育专业一度划分过细，学生知识结构单一，素质教育薄弱，人才的社会适应性多有不足。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我国加入WTO，对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课题，继续走划分过窄、过细的专业教育之路，就可能出现一方面人才短缺、另一方面就业困难的严峻局面，这将严重阻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将使我国高等教育陷于困境。所以，高校加强对学生进行通识培养已经迫在眉睫。

　　通识教育有助于促进学生“全人”发展

　　记者：我们觉得，通识教育看上去似乎不是那么“有用”，既不能帮助学生掌握某一特定的技能，也不是为了学生谋求某种职业做准备，那么，它对个人发展到底有哪些益处呢？

　　顾海良：在国外的通识教育理论中，概括接受过通识教育的人有以下几个特征：能有效地、清楚地和批判性地思考和写作，并能精确、中肯和有魄力地交流；能对我们已经获取的知识和理解的宇宙、社会和我们自身的方式进行有批判性的鉴别；具有广泛的其他文化和时代知识，并且能够以更广泛的世界和已经形成的历史约束力为依据做出决定；能在系统地思考道德和伦理方面有一定理解和经验；能在某一知识领域达到一定深度等等。

　　更重要的是，通识教育可以对一个人的人格、品质、气质产生重要影响。比如，学工科的学生，有时给人们的印象是一副爱钻牛角尖、比较刻板、不随和的样子，如果这些学生能够学习一些人文学科的知识，多了解一些社会知识，把社会学科的思维与工科思维糅合在一起，人格气质就会更加健全。同样，人文学科的学生，如果能学习一些自然科学，对学生思维习惯、行为方式也会有所帮助。所以，海外有些人把通识教育称作全面发展的“全人教育”。

　　记者：您一直在高校工作，据您观察，学生对通识教育课的反映如何？

　　顾海良：我们武汉大学教务部和校团委主持的“通识教育大讲堂”，有时把人文学科的老师请到医学部讲课，有时请工科老师到人文学科的学生中开讲座。学生普遍反映眼界开阔了许多，还有很多学生反映寻找到专业学习的新方法。其中我也发现，工科学生对人文学科的讲座呼声比较高，而人文学科的学生对自然科学的讲座呼声相对弱一些。

　　“文科学生不容易接受自然科学不能怪学生”

　　记者：武汉大学出版的这套通识教育系列丛书中，既有《中国文化概论》、《科学技术史》，也有《性与社会》、《社交礼仪》等，看上去好像是些知识普及性的读物，这样的书如何作为教材来使用？

　　顾海良：《中国文化概论》、《科学技术史》、《经济学》等是某些学科的基础知识，而《性与社会》、《社会转型解读》、《消费心理学》则是交叉学科的教材，还有一些思想道德、待人接物方面如《社交礼仪》的读本，这些都是适合在通识教育课上使用的。

　　记者：的确如您所说，在2004年举办的“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国立莫斯科大学校长就表示，理工科学生接受人文知识相对容易，而人文学科的学生，接受自然科学训练则显得比较困难甚至感到畏惧，这是先天因素决定的吗？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顾海良：任何东西都要学会融会贯通。一方面，自然科学过强的学科体系使人难以用通识教育的方式学习，另一方面，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用艰深的专业术语对文科学生讲解自然科学，这就要求专家把过强的自然科学专业性知识，变成通识教育适合的读本。只有这样，才能增加人文学科的学生对自然科学知识的接受程度。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责怪文科学生不懂自然科学的内容，应该说在传授方法上，我们做的工作还比较少。

　　“通识教育不能取代专业教育”

　　记者：据了解，国外高校的通识教育大多集中在本科第一年进行，学校通过安排学生自由选课，让学生发现自己的兴趣，然后确定未来专业学习的方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通识教育就是让学生完全自由地选择课程？您认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是否存在矛盾？通识教育能否取代专业教育？

　　顾海良：我们可以发现，古代的私塾是没有专业划分的，而近现代的任何一所大学都有院系设置，由此可见，划分学科专业是近现代大学的基本特点和重要标志，大学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取消专业教育。同时，专业和学科划分也是推动学科研究和发展的基础。

　　在国外，有一种不规范的说法：通识教育是上专业课以外的课。通识教育更强调因材施教，但并不等于学生爱学什么就学什么，想学什么就学什么，大学教育主张在专业教育基础上进行通识教育。同时通识教育也可促进和完善专业教育，二者并不矛盾。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通识教育不能取代专业教育，否则，很容易走入一种误区。

　　通识教育不是“放羊”，而是合理“配餐”

　　记者：通识教育在高校教学工作中具体是怎样呈现的呢？

　　顾海良：通识教育是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是在教师的指导下，按照合理配方设计的课程。老师要根据学生已经掌握知识的基础和程度，帮助学生选那些对专业知识学习最有好处的课程，以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所以，通识教育与素质教育类似，不是“放羊”，不是“乱吃菜”，更不是随便让学生听音乐、画画、去玩，如果完全放开，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选课，很容易造成某一两个门类课程的集中选择，同样会造成“营养不良”，达不到通识教育的效果。

　　任何通识教育的选课都是分组进行的。在我国，通识教育的自由选课是把所有学科分成几类，比如，学校的通选课可以分为数学与自然科学类、社会科学类、哲学与心理学类、历史学类、语言学类、文学与艺术类等几个领域，在每个领域中有几门课程供学生选择。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在每个领域里有选择地学习一门或两门课程。这样的通识教育就优化了课程教学体系，实现了“营养配餐”。

　　所以，通识教育的“通”不是指多，而是指知识的连贯性、系统性和齐全性。如果没有老师指导，就容易使教学从专业化，转向片面按学生兴趣教学的另一个极端，这样也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

　　推广通识教育急需解决三个问题

　　记者：据您了解，通识教育目前在我国高校教学的实际推广状况如何？是不是对大多数高校来说，通识教育还是一个很新的课题？

　　顾海良：是的。全面加强通识教育在我国只能说才刚刚启动，还没有达到全面推广的阶段。这种情况与我国大学的类型设置有一定关系。比如，在我国存在工科类大学、医科类大学，在这些学校进行通识教育就有一定困难。而像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综合类大学，实行通识教育就相对比较容易。这就要求，一些教学质量高的综合大学要为更多的高校提供通识教育课程所需的教材和光盘，以满足高校教学的需求。

　　同时，在我国推广通识教育还有3个急需解决的问题。首先要明确，通识教育是一种教育理念的创新。第二，通识教育要有教学制度保障。由于目前教育部没有统一的通识教育教学安排，所以，各学校要自觉地给通识教育留下一定的教学空间和实验空间，学校可以通过第二课堂等方式举办通识教育系列讲座。第三，要解决通识教育的教材和教师问题。比如，可以采取不同学校间师资的整合交流，实现教师资源的合理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