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新世纪第一次全国科技大会正在进行中。大会的主题是自主创新，党和国家的所有重要领导人全数出席，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重要讲话……在我看来，所有这些不仅反映了这些站在“中国号”巨轮舵手位置的人们对科技的重视，更反映了他们对中国和发达国家在科技水平方面巨大差距的一种焦虑。

　　的确，形势是严峻的。实践已经证明，单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即便是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这种模式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比如，由于必须要交大笔专利费给外方，中国的VCD企业纷纷倒闭；国产MP3每台售价79美元，中国企业只能得1.5美元；汽车行业大多数的钱让外方赚走等等。这一切造成的后果是，中国劳动力和自然资源遭到了跨国公司的掠夺性开发。随着人口老龄化、资源告罄，我们这一代人将无法向历史交代。

　　但遗憾的是，国家的重视和焦虑、严峻的现实，似乎仍然不足以唤醒沉迷于“比较优势”的主流经济学界。总的来说，他们对自主创新的态度是冷漠的。不久前，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公开提出了自主创新“到底是动力还是陷阱”的疑问，颇能代表多数主流经济学家的看法。

　　由此我想起了19世纪德国伟大的国家主义学派经济学家李斯特。当时德国的经济水平远远落后于已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在德国经济学界占据主流的是来自英国的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派。这一学派认为，各国应该按照其“比较优势”发展，英国的任务是向全世界提供工业品，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的国家的任务则是向英国供应农产品和原料。

　　李斯特对这一学说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斯密的学说只适用于发达国家，德国必须建立自己的国民经济学，他认为，要求相对落后的德国同发达的英国通过自由贸易进行竞争，无异于让一个小孩同一个成年人去角力。德国要维护本国经济发展，必须实行适当的关税保护政策，他强调，这样即便暂时牺牲一些眼前利益，却会使将来的利益获得保障。

　　李斯特的宏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在1841年出版后，立刻产生了巨大影响，并成为德国制定关税政策的理论依据，该学说还被当时经济同样落后的美国、俄国等奉为圭臬。但在今日中国，李斯特的学说却被主流经济学界“刻意地忽略”了。

　　重提李斯特，不仅是为了重温其对斯密学说的批判，更重要的是期望我们探索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立中国自己的“国民经济学”的道路。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一些西方学者比中国自己都看得更清楚，如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就指出:“由于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人类至今为止走过的所有发展道路对于中国都不能适用。他们非得开拓一条全新的航道不可。”他的话非常中肯，现在是到中国经济学家通过吸收西方经济理论的正确成分，立足国情吃透国情，进而以中国经验和教训为主形成崭新的中国经济学的时候了！

　　郭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