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童大焕

　　我所住小区的旁边有一对闽南来做豆腐的夫妇，一个孩子在老家上高中，另一个在外地读大学，本来都说好今年不回家，孩子们到北京来过年，前几天当我再次来到他们门前，已是门扉深锁，一旁的商贩们说他们已经回家。那一刻我知道，过年，并不仅指家人团聚；家，也不仅指有一个栖身之所，而是必须有身份认同和精神归属感的地方！对于一年比一年紧张的中国春运潮，我们唯有站在这个精神的高度上才能真正理解和解释。

　　从民工潮到春运潮，年复一年，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演；尤其是春运期间，在短短一个月乃至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国大地上要迅速完成“从城到乡”再“从乡到城”的1亿多人的大搬运大迁移！这，已经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风景”。游子心头回家的愿望和现实，如北京冬日里灰蒙蒙的天空中，到处跳动着的按捺不住的火红的希望和喜悦——现实的底色是灰的，然而愿望却是那么的热烈而执著。游走的人群里，有大批青春勃发的大中学生、衣冠楚楚衣锦还乡的各路白领和机关干部，但人数最多的，是风尘仆仆满面风霜的进城农民工——他们的总人数高达1．3亿。

　　在喜庆的日子里，不忍说一些伤感的话题，但怎么样的祝福和歌舞升平，都无法让我们回避一些灰色的现实：在人潮涌动的背景下，“一票难求”成为每年春运最基本的关键词，与此相关的悲剧也不断上演：安徽农民工在宁波火车站排队购票三天后仍未能买到一张回家车票，突发间歇性精神病；而此前，一名外地男子为了购买一张回家过年的火车票，在沈阳北站因心脏病突发猝死；而带着纸尿裤排队买票和坐拥挤不堪的火车，早已是人尽皆知的旧闻。

　　在传统春节，回家，回到心中的故乡几乎成为每个中国公民的愿望。那些已在异乡安居乐业的，或可认取他乡做故乡，或可举家四处旅游度假，或把父母亲朋接到城市一起过年。即使回到故乡，有钱的可以坐飞机，可以打的，甚至包一架豪华客机也稀松平常；有车的，可以自己开回家；但对绝大多数薪水低微还指望着它们赡养父母培育子女的农民工来说，一张小小的车票，就是他们的一叶扁舟，不管风吹浪打，不管路远山高，不管票有多贵人有多挤，他们都指望着这张相对廉价的车票，载着他们回家，回家！

　　春运期间，“一票难求”之愈演愈烈，固然是人口大规范流动和“运力不足”共同作用的结果，铁路网点的布局和交通线路的安排也未尽公平合理，造成大量旅客必须在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中转滞留，不仅增加了旅客的负担，也给这些交通枢纽城市带来压力。

　　据悉，我国现有铁路7．2万公里，仅占世界铁路总里程6％，却完成世界铁路近30％工作量。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确面临着“运力不足”的大难题，非几年之功无以化解。但另一方面，道路网点的建设跟车辆的安排又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中国的铁路运输现状，是平时“吃不饱”和春运时节“一票难求”多年共存的问题，同样的运输力量，平时绰绰有余，到了五一、十一黄金周则人满为患，到了春运，更是为了一张票，使出浑身解数，动用所有关系，上下求索，左右逢迎……

　　显然，如果只是单方面从“运输力量”上求解，满足了春运的要求，则无疑会造成运输资源在平时更多时间内的更大闲置和浪费。我们应该同时思考另一个问题：世界各国，不论肤色，不分人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故乡，为什么唯独在中国，才会形成瞬间人口爆炸似的、单方向流动的春运潮？西方国家的圣诞，丝毫不亚于中国的春节，为什么他们不必非得奔向生养他们的故乡？

　　我们的农民工一定要回家，仅仅是因为家乡有记忆中的童年少年，有父母乡亲，有儿时的伙伴，有伙伴们从五湖四海汇集一起的各种信息吗？如果是，那为什么和他们有相似童年少年的机关干部、白领中青年就不一定非回家不可？其间的差别，仅仅是经济地位的差别吗？不，更重要的，是农民工唯有回乡，才能找到、找回对自己身份的肯定和认同！过去的一年，月复月日复日，他们在异乡的土地上奔波劳作，甚至当牛做马，为最基本的生存忙碌不歇，像一根浮萍，像一个过客。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处境，他们的地位，无论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还是政治地位，都永远和他们打工的城市隔着一层，隔着什么？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很厚，很坚硬！在这层无形却无处不在的巨大隔膜面前，社会和他们自己，给自己的定位都只有三个冷冰冰的字——“异乡人”！在城市，他们有栖息的场所，但是他们没有“家”，因为没有身份的认同、没有权利的归属！一年一度的回乡，不是为了小农经济下的春节，不是简简单单的团圆，而是一次精神的解放，一次心灵的皈依。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代农民工的困苦，比经济困苦更胜一筹的，是精神困苦！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权利的缺失。

　　一个人人可在精神层面“四海为家”的社会，才是真正自由幸福的好社会。我们离此有多远？诚然，这一切有赖于不懈的制度建设，却也有赖于我们每个人心中眼中手中口中的“平等众生”，以及各种“远亲不如近邻”的“社区共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