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程

　　对于绝大多数的人而言，回家，只是“为了告别的聚会”。故乡已经不能收留他们的脚步，他们终究还要离家出走。所以，回家的尾声是起程。他们将收拾起整顿了一番后的身心，怀揣新的希望与盘算，重新上路，走向自己梦想中的灿烂目的地。

　　文/刘擎

　　乘着微小的梦想起飞

　　希望明年多赚点钱，坐飞机回家

　　苏山娜说，她的梦想，就是让自己有梦想。

　　她是我大学同学，是曾经睡在我上铺的安静女生。

　　冲出，还是回归，这是个问题

　　她说自己学习一般、长相一般、智力一般、家庭一般、甚至性格也没有什么突出的，也很一般，“我整个儿就是个平均值。”

　　研究生毕业后，她去机关工作，“看到对桌老同志一圈圈长粗的腰身，寻常琐碎的工作，让我越来越忍受不了，我怕有一天，我也变成她们那样。”苏山娜说，单位里有个女孩，我们叫她“英语痴”，几年如一日地加班学英语，为的就是改变命运，改变生活。“我觉得自己特别没主意，既适应不了机关，又没有胆量和梦想走出去闯一闯。我太寻常了，不敢做那样的梦，但又无法原谅日见木讷和恍惚的自己。”

　　我不知道生命给予年轻人做梦的权利的时候，是不是遗忘了苏山娜。或许现实太过严峻，使人们患得患失，也失去了做梦的勇敢。

　　与动辄几亿的并购不同，与那些英雄大开大合大起大落的际遇不同，苏山娜的惘然，实在是微小，微小到她自己都觉得微小。

　　与苏山娜拼命挣脱小城相反，我的另外一个同学彭小童，走着恰好相反的人生旅程，她在上海工作多年，父母渐老多病，又是独生子女，她坚定地表示，“新的一年要回家，回故乡，回到父母身边。”

　　小童是作风果断但非常传统的山东人：“我只要有能力，在哪里都能混得好，不在乎上海不上海。但对父母尽孝道则是有时效的，过了时效，想尽孝都没得机会。父母给我们的爱是单向不循环的，我们能做的只是尽量在他们在的时候，给他们天伦之乐。他们身体不好，我就该陪在身边。我的梦想，就是不要看到父母日渐老去，每年回家看到他们的白发，我都很难过。”

　　我们同学都说，或许多年以后，小童还会杀到上海，照样是一个横刀立马的女豪杰。“因为讲情谊、重孝道的人，在生意场上，也差不到哪里去，大家对这样的人有天然的信任和好感。”

　　“赚多点钱，就坐飞机回家”

　　这是一家三口，男人头发油腻得打绺，穿着劣质西装，里面套着秋衣，女人粗糙而胖，拿着许多大包小包，小孩很漂亮，但衣服有点脏。男人一路挈妇将子，拖家带口地一路小跑，奔走在异乡的车站。

　　这或许是等在广场上的外地打工者之家的最常见影像：女人和孩子饿了，要吃东西，男人埋头从大蛇皮编织袋翻找出一些饼干蛋糕，拿给女人和孩子吃，自己在一旁喝水茫然等待着。

　　很多小孩子就是在这样的家庭，奔波着艰辛地成长起来。或许他们在成年以后回忆起仿佛流亡一样的春运经历，更会感喟父母的慈爱和照顾，以及父母之间的和谐和互助。这些虽艰辛却美好的家庭成员关系，在富贵之后，却往往因为生活顺风顺水，不再面临那么多的窘迫，而变得淡漠。

　　的确，人们都承认，最牢固、最长久、最可信赖的感情，往往建立于那些共同走过的艰难时刻，严峻、坚硬、危机重重的生命体验，带给我们最重要的朋友。这些与家庭成员或朋友伙伴一起度过的艰难时刻，也自是一种有价值的生命体验，爱、友爱，就是以那些最简单的言行表达给同伴。

　　备受春运之苦的张伟说：“我已经受够了，这样每年挤着回家已经许多个年头了。办法只有一个，希望明年多赚点钱，坐飞机回家！”生活就是这样一点点改进的，当年的王均瑶不就是不堪上海回温州的不便，而大胆包机的吗？

　　“坐飞机回家”这个微小梦想的尊严和价值在于，它引领小人物们努力而不懒惰地活着，创新而不是守旧地活着。

　　“期待爱情能有个着落”

　　Winson是上海一家知名管理咨询公司的咨询师，他说：“我都33岁了，新的一年，最大的梦想和期待就是，爱情有个着落。我爸妈前几年还老是唠叨我，现在都不说我了，我也知道自己该结婚了。”

　　很多人说，在上海、北京这种大城市，寻找到真正刻骨铭心的爱情，难度是非常大的，感觉上，比中小城市还要难。因为要么人在激烈的竞争中变得麻木而扁平，要么太过势利，而且发展机遇比较多，流动性大，经常听到有朋友说因为出国或长期两地分居而拆散一对对“鸳鸯”。

　　Winson说，上海这个地方，爱情是昂贵的。

　　这当然不是仅指谈恋爱所需花费的物质成本，物质之外，更昂贵的是这种本就稀缺的感情，“找到的概率很小，寻找成本很高”。正因为稀缺，才成为人们心底里最渴望的梦想。

　　“现在不是说建设和谐社会吗？人们内心里的幸福感，我想也是重要的指标。你去问问大城市里的年轻人，他们幸福吗？他们爱或被爱着吗？当工作停下来，他们的生命有方向感吗？如果没有，那么生命就是一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