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班时代的旧影

　　剧场与露天、科班与草台、游走与居留、农民与演员，像变脸一样，纠缠着早期艺人。

　　撰稿／汪 伟（记者）

　　嵊州是群山环抱的小城。小城里有一家越剧博物馆，毗邻一所越剧学校和有古戏台的城隍庙。博物馆坐落在半山腰，借百十级阶石，通往喧闹的市中心。张荣标和白玉梅70年前的剧照挂在博物馆里，时日太久了，眉目都已经模糊。张荣标——那个淡黑的照片上的人，生活在离嵊州几十里路外，一个被茶树和水田包围的村庄。走过一条小巷，张荣标坐在自家的院子里，拿出一个复写的手抄本，用拗口的嵊州方言——曾几何时，因为越剧的念白以这种方言作为基础，全国各地的越剧院团，还要派演员来此进修——向人讲解他近两年写的一本戏，也讲述多年前一些依稀可辨的越剧往事。

　　戏名叫《刘玉郎》，讲一个动乱时代，公主流落民间，与贫穷的书生刘玉郎相爱的故事。“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这出戏能够排演。”他的女儿说，这个本子是献给越剧诞生100周年的。

　　一

　　1927年，距小歌班进沪，已有10年之久，经过艺人10年努力，嵊州口音的念白唱词不仅有上海的宁波、绍兴老乡支持，有固定的演出场所，正当盛年的男班名角们，算是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当时还是被称作“绍兴文戏”的越剧，正处在男班的黄金时期。

　　这一年，距1923年嵊县施家岙的第一个女科班成立，也已有四年。“三花一娟”中施银花正和屠杏花这一年第二次赴上海演出，成绩平平。然而，在到1927年，女子戏班至少已经征服了嵊县的农村青年，两三伙人为了请戏班引发冲突时有发生，流行的势态，已经初露头角。

　　做戏辛苦，地位低贱，如果不是家境贫苦，不算是令人羡慕的职业。施家岙女子科班中的女孩子，如果没有学戏，大概很难逃脱童养媳或是工厂女工的命运。越剧鼎盛时期，剧团遍及全国，少有人知道，服装华美唱腔柔美并以女子演员为主的越剧，在草创之初，竟然是卖唱乞讨的行径：越剧的前身是小歌班，小歌班的前身是落地唱书，落地唱书又称沿门唱书。嵊州的越剧研究者丁一说，“沿门”二字，可见乞讨的辛酸。

　　至今有无数越剧开创时期的故事和遗迹，散落在民间，这些传说总要提到，嵊州的穷人有农忙耕种、农闲卖唱的传统，而卖唱的收获，大多不是钱，而是年糕粽子一类的食物。落地唱书的艺人，从来都是男性。

　　沿门唱书延续的是中国传统说唱的传统。一个全知全觉的说书人，既讲述才子佳人在后园相会的传说，也讲述村风民俚，男女荤话。“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就不会有越剧。人要吃饭，就要动脑筋、想办法”，丁一说，“农村破产，嵊县农民唱民歌去讨饭，民歌顶多只有四到八句，不吸引人，所以后来才又有了故事情节和人物。”

　　在嵊州的越剧博物馆，有画作表现了越剧发展历史中破蛹而出的一幕：在甘霖镇东王村村头大树下，四个做脱谷之用的稻桶倒扣在地上，上铺木板作为舞台，落地唱书艺人在台上做歌唱状。越剧史书公认这是落地唱书向舞台表演的“小歌班”转化的历史性一刻。

　　“小歌班”没有伴奏，只有一口板鼓，敲来“的笃”有声，因此“小歌班”又称“的笃班”。1917年，“的笃班”进沪，次年7月，名剧《碧玉簪》首演，轰动一时，小歌班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碧玉簪》全剧演员纯为男性。直到1923年，受到女演员演出京剧的启发，嵊县商人王金山在老家施家岙创办女子科班，聘请教师却是一大难题。女科班成立当年即赴沪演出，然而业绩不佳，数月后只能重返嵊县一带演出。

　　1927年，未来是看不清的。几乎没有人知道，女子戏班将会流行。小歌班时代的名丑喻传海这一年离开上海，回到故乡嵊县廿八都村创办科班。他办的仍然是男科班。

　　1927年，张荣标15岁，爱唱戏，就跟唱戏的乡党，去跟喻传海师傅的科班学戏。“向唐王的画像一拜，拜过祖师爷，再给师傅行个礼，就算是进了科班。”

　　在“做戏”盛行的嵊县一地，这不过是平常事情。师傅不知道，张荣标更不知道，自己学戏的时候，男子做戏的鼎盛时期即将过去。师傅许给张荣标和他的师兄弟这样的未来：做戏……先在村子里做，再到村外去做，本县做了去外县，外县做了去省城，省城做了去上海……

　　二

　　张荣标在嵊县向喻传海磕头，憧憬有一天能去上海成名角的时候，嵊县人朱洵浦在上海已经被人称作名旦了。

　　朱洵浦（1897－1976），艺名白玉梅，嵊州市贵门乡上里村人。1912年拜师学戏，1918年随小歌班进沪，工旦角。白玉梅不仅见证了小歌班进沪历史，亦是越剧男班衰落和女班兴起的最好见证。他最早顺应时世，开创了越剧男女混演的形式。1933年，张荣标兴冲冲随师兄去上海这一年，白玉梅与施家岙女子科班出身的屠杏花搭档，在宁波演出了《唐伯虎点秋香》。屠杏花饰唐伯虎，白玉梅饰演秋香，女生男旦，两代嵊县名角男女混演，“追舟”一场，白玉梅的快圆场步行云流水，全场掌声雷动，是白玉梅演艺生涯最为人乐道的场景之一。

　　据白玉梅幼子朱善勇回忆，白玉梅13岁学艺，最早不过是嵊县沿门唱书的诸多艺人之一，赚取一点年糕而已。小歌班时代，白玉梅最早也组班在四乡演出。和小歌班的第一次演出一样，表演场地多是打谷场，露天搭台。演员没有文化，目不识丁者众，演出没有脚本，全靠演出前说戏。为此闹过许多笑话。这些笑话，白玉梅晚年还偶尔讲给家人听过：

　　曾经一次，白玉梅教给一个演员几句词，不料演员一上场就忘词了，下面的观众立刻喝起倒彩来，花生壳、萝卜皮都扔到台上来了。演员下台，被白玉梅一番训斥，再教了一遍，再上场，不料演员再次忘词。正满头大汗、情急之下，演员抬头看到一座山，就唱道，“前面前山笔陡，不种番薯就种玉米，众将官，冲啊……”一时台上台下，绝倒一片。

　　张荣标加入的科班自然较早期的小歌班正规，然而，学戏的方法仍然简单而短促。拜过唐王三个月，村里搭起台子，张荣标一干师兄弟虽然心里发毛，但也就正式上台，算是汇报演出了。台上一开唱，一干乡亲就在台下指指点点，谁有前途，谁没有前途，在村人的指点里，大致做了判定。但是不管有没有前途，第一次登台之后，都要跟着师傅跑龙套，开始在嵊县周边演出。

　　过了一年，师傅许给的未来一点点兑现了：杭州鸿福戏楼的老板请戏班去演出，张荣标的龙套，也就跟着跑到了杭州。到了杭州，演出的形式发生了变化，配上了丝弦，主胡、副胡、三弦、琵琶、鼓，张荣标看得真切新鲜。所得也尚可：每月有30块钱的收入，和当时杭州普通工人一月收入相当。

　　做戏辛苦，到省城也没有改变。“早饭没得吃。人吃饱了饭就不想练了。练了半小时，再洗脸吃饭。”张荣标说，“唱戏的人出身都很苦，有一本戏，唱到一个小生很苦，住在坟庄上，唱道：风扫地来月当灯，哎呀，月当灯，到底是看不清楚，只有苦到极点的人，才能体会这种心情。唱着唱着就想到自己小时候的生活，我也是很苦，这样的心情，就比较容易演出来。”

　　练功勤苦，多多少少，是有一个遥远的梦想，勾引着唱戏的年轻人——8年后，师傅的诺言最后变成了现实：1933年，张荣标21岁，他真的去了上海。

　　三

　　剧场与露天、科班与草台、游走与居留、农民与演员，这些看似对立的命运，像变脸一样，在越剧和它的艺人身上变来变去，100年不能开脱。男班名旦白玉梅在嵊州的山村里，重新变成一个地道而勤劳的农民，这种命运就见到了端倪。

　　2006年，贵门乡白玉梅家的老房子前，有两口池塘，门上挂着一块金晃晃的招牌：白玉梅故居。老房子是砖木结构，外墙已经斑驳不堪，两条碎石路在门前交会。66岁的朱善勇指着房子说，房子是他的曾祖父盖的，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1945年，白玉梅从上海回家务农时，曾将房子整修过一次。

　　“桌子、椅子、灶头、楼梯，都是我父亲置办的，他一直用到过世。”2006年1月1日，朱善勇给嵊州市各个部门写信，要求将这栋房子作为越剧发展历史的一个遗址，加以保护。

　　“嵊州有很多越剧名人，我父亲和姐姐对越剧发展是有贡献的，可是在嵊州默默无名”，他说，“说实话，我心里是很不平衡的。”

　　他知道今年是越剧诞生100周年。事情虽然有一点波折，但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嵊州市作为越剧发源地，为100周年举办了规模宏大的纪念活动。3月，有关部门来到这个距市区数十公里的小山村，将那块小小的牌子挂到了朱家的大门上。

　　朱家的房子天井里，挂着朱善勇找人制作的关于越剧发展的挂图，一脚踏进天井右边的房子，视线顿时一暗。一个狭窄的过堂里，拥挤地摆放着他的父亲白玉梅和姐姐小白玉梅的一些旧物，有大幅的照片，曾用来摆放各种行头的箱笼，朝北的厢房里，小白玉梅的一件练功服挂在窗边，花色鲜艳而醒目。

　　白玉梅首创男女混演，长女小白玉梅是班底之一。1921年出生的小白玉梅未入科班，而是自幼随父亲在戏班里生活，耳熏目染学会唱戏。和许多名角一样，最初上台的机会是来自临时顶角。

　　1933年，张荣标到上海后，“绍兴文戏”达至了前所未有的兴盛，仅10月，就有12个戏班同时演出；但女班日多，男班已有渐行渐衰之势。这一年，上海的报纸第一次出现了男女混演的消息，是白玉梅父女同台演出。在频繁的搭台中，张荣标也和小白玉梅有过同台演出的经历。

　　“娇小玲珑美如花”，上海12年，给张荣标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别人赞美他的这七个字。“现在时兴送花篮，那时候都是送字。请名家写字。”张荣标身材瘦小，扮旦角，艺名“两朵花”，似乎颇有些拥趸。然而，白玉梅并不看好男班的未来。他与长女同台，却没有让三个儿子再吃做戏这碗饭。到1938年，在杭州、宁波、嵊州的女班大量进沪，昔年施家岙的女班长大成人，“三花一娟”的演出引发报纸、上海老板和宁波老乡都去捧场。男班的演出市场急剧萎缩，衰落之势已经显而易见。

　　“那时候，我也去看了她们演出《碧玉簪》和《梁祝》”，张荣标说，“她们的步子、扮相、唱腔都好。‘三花一娟’去了两三年，男班一落千丈，观众和收入越来越少，老板不请，只有回家一条路了。”

　　到1938年，白玉梅基本上停止了演出，全家衣食靠小白玉梅供养。1945年，抗战结束，他和张荣标同时离开了上海。

　　这是男班艺人彻底的撤退：白玉梅带着数箱道具和行头以及数百张照片，回到老家，以务农为生。他后半生担任了家乡的红茶初制所所长，唯一和越剧有关的事情是偶尔指导农民的业余越剧表演。后来，道具和行头也大多送了人。1966年，嵊州武斗成风，朱善勇出门避祸，等他回来的时候发现，父亲从上海带回来的几百张照片，也在某个惶恐的夜里化成了灰烬。

　　张荣标离开上海后，曾在嘉兴一带教戏，解放后先后加入嵊州和宁波的越剧团。1966年退休。1998年，嵊州越剧艺术学校请他前去授课。在当时拍摄的一卷录影带中，86岁的张荣标说，“要创造出自己的唱腔出来，现成吃吃，没有甜味……”他做了一个身段，让学生们留意他的眼神：要有力！不经意地，他露出咬牙切齿的模样来，似乎回忆起了多年前自己练功时情景。

　　90岁以后，他开始编写《刘玉郎》。他的身体不错。他重新修整了师傅喻传海湮没在荒草间的坟墓，清明时候，还到师傅的坟上去看了看。他还在希望，本子能够交由宁波越剧团或嵊州越剧团排练演出。可是，他自己也知道，这希望眼见一天更比一天要渺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