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轻声相送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戏曲在全国范围内空前繁荣，越剧也得到了大发展。随着越剧院团的巡演，支内乡亲的追捧，越剧得以传唱于全国各地。其中玉兰、合作、芳华三大越剧团功不可没，老一代资深越剧编导李卓云说。

　　撰稿／钱亦蕉（记者）

　　踏入越剧这一行

　　新民周刊：你是个东北人，怎么后来会投身越剧艺术的呢？

　　李卓云：我学过绘画和竹刻，当过电报员和海员。1949年上海解放，我结束了海员生涯，重新回到喜爱的演艺活动，先是参加话剧团，后来是电影公司，但都因为种种混乱局面无以为继，只得散伙。此时，上海的各种地方戏却各自热闹起来，尤其是越剧团，改革、创新，纷纷占领了大型剧场，几个越剧团争聘导演，还有越剧训练班，邀请年轻导演去教戏。我当时正不知何去何从，既然有越剧向我招手，而且待遇优厚，我就决定另起炉灶，考虑再三，我加入了由戚雅仙等人新创办的合作越剧团，从此开始了我长达几十年的越剧编导生涯。

　　新民周刊：既然一窍不通，怎么适应越剧团的工作？碰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李卓云：我以前在戏校学习时兼学过一点京剧老生，平时自己也拉拉胡琴，哼哼“杨延辉坐宫院——”，而且解放前也参加过不少戏剧活动，所以边学边干，还勉强能应付。困难当然很多，最令我头痛的是“唱”。逢到唱腔，我就手足无措，浑身不舒服，再加上边唱边舞，我更晕头转向。外界看，越剧很简单，唱腔也不过那么几种，当你一步步深入下去就不同了，唱腔、板式多种多样，唱什么腔用什么板都可以表达不同的感情。我下定决心，先由学唱腔开始，我用最实际的办法——规规矩矩地坐在乐队里拉二胡学伴奏，这种实地锻炼很管用，大半年时间，我就可以同声共奏了。

　　新民周刊：那时的越剧团又是如何运作的呢？

　　李卓云：那时很多剧团包括我们在内，都是自负盈亏的民营团体。我们同剧场一般都是三七拆成，我们享七成，剧场拿三成，另外一切开支包括路费、宣传费、水电费也都是按此比例分摊。一个戏放票板后，收入的票款用以装备新戏的布景、服装，也专门雇佣两名送票员，专司送票。演职人员则在越剧班子分享拆票分账的待遇。经过一个阶段的运作，剧团规划一年只演两个新剧目，上半年一个新戏唱三个月，加一个旧戏唱到歇夏，秋天开始再唱一个新戏，接下来再填一个旧戏唱到封箱，春节再上演一个新戏，三编三导的编制，顺利运行。

　　新民周刊：当时越剧很受欢迎，越剧团多，戏多，观众也多，能谈谈那时的盛况吗？

　　李卓云：50年代戏曲改革开始后，我们合作剧团连续排演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玉堂春》、《祝福》、《王老虎抢亲》、《三笑姻缘》等几十部戏，每个戏上演都是客满两三个月，但我们一般满座也换戏，以保证下次重演的票房。当时我们换新戏前都要先到电台放票板（订票）做广告，只要一个上午就可以卖出一个月的客满。有一次演《白蛇传》，电台放票板（订票），电话局来提意见了，因为瑞金剧场的电话线都发热了。

　　不过，也不是每个戏都红火。比如1952年“打老虎运动”，上面安排了56个老演员、导演住在一起，集体写戏，集体排戏。那时有36个剧团，36个剧场，同时上演这个我们三天三夜赶排出来的戏，戏的内容就是讲打击贪污、盗窃、暴利的。虽然报纸轰轰烈烈地宣传，可是就是没有观众来。那时我们还没改制，没观众，就只能“摸白板”，没钱拿。撑了半个多月，上面看看不行了，就只好随你们去换戏。等后来过了年，换演《梁山伯与祝英台》，瑞金剧场立即三个月客满。

　　“文革”后剧团的演出范围慢慢扩大到全国十几个省市，到处受到热烈欢迎，到处有越剧迷追踪捧场，常年春节还派了小分队下部队慰问演出，每年有一个月下农村送戏到田头。我们在北京长安大剧院演《玉堂春》时，日本有关方面送了中国一辆电视转播车，配了八台彩电，放一台在后台给导演看之外，其余的都放到了北京的各城门口，很多人都围着电视机看转播，这是我国第一次电视直播地方戏剧，在北京引起很大轰动。

　　让越剧走向全国

　　新民周刊：越剧虽然是一个南方剧种，但是曾经传唱大江南北，成为京剧之后我国第二大剧种。那时到北方省市去演出，他们能听懂吗？受欢迎吗？

　　李卓云：当时很多上海和江浙工厂都内迁，支内人员都喜欢越剧，他们后来还自己组织了越剧团体呢。1957至1958年，在上海市文化局的安排下，我们剧团曾到大西北去慰问上海支内的工农群众。我们全团80多个人员，包括演职人员，还有厨师，一起上路。到武汉黄石青山演给钢铁工人看，到江西南昌给纺织工人演出，到河南、湖南、陕西、西安，给上海的商业工作者表演。从兰州的商业化工人园，到青海的刘家峡水库电站工人工地，一路上表演的剧目定为上海工人喜爱的喜剧《王老虎抢亲》。其实当时我们也做好了亏损的思想准备，但没想到我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后来又辗转宁夏、内蒙，一路下来，主要是给上海人看的，但当地人也很要看的，有的不懂也要看。这是一次越剧史上从未有过的最长时跨的巡回演出的纪录，大家走了十二三个省份。

　　新民周刊：巡演中，哪个地方最让你印象深刻？

　　李卓云：很多，像在呼和浩特接触蒙古族同胞，他们的风俗习惯跟我们很不一样，还有包头，都是沙子和苍蝇，那里的生活都很艰苦。印象最深的是宁夏自治区的中卫县，这个小县是塞上江南，一个很有名的地方，我们是为了给两万移民到那里的绍兴农民和工商业者表演，才来到这个小县城。当时我们的火车半夜里到那个地方，火车站已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一听都是绍兴口音，好像到了绍兴县城。观众自动帮忙把道具布景都装上板车，小县城还没有汽车，使用马拉的车，人拉的大板车，把东西都送到剧场。演了三四天，每天都客满，还有站票。小城有一个门楼子，没有城墙，有一条很短的街，都是绍兴人开的店，酒店、药店、茶叶店……等到我们要走了，人们成群结队地送我们上火车。有的拉住不放，有的泪流满面，说不完的离情别绪，还把当地土特产送给我们，真是依依不舍。

　　新民周刊：像你们这样的剧团，一年大概要演出多少场戏呢？

　　李卓云：平均每年不少于300场，“合作越剧团”按规定执行三、三、六演出制度，就是说每年要三个月下乡巡回演，三个月下工厂，包括大世界演出，六个月在市内剧场演。演员们除了一个月歇夏（有时培养青年演员演出），年底半个月封箱，差不多整年的工作都排满。

　　新民周刊：戚雅仙、毕春芳流派唱腔很受观众喜爱，也有不少追星族吧？

　　李卓云：那时的追星族也不亚于现在的狂热，每日散场后门口都聚集着一群热情的观众，等待演员签名，送鲜花，再一路陪同演员回家。平时，走在街口、商店里、饭店里，也都有人追着问长问短，只是没有现在的媒体娱记跟踪炒作而已。当年合作剧团每上一个新戏都会客满两三个月，一天1300个座位，每年三百几十场演出，这个盛况一直延续到1966年的灾难降临为止。剧团不能再演出了，勒令编导、主演人员接受改造，扫地烧水打扫厕所，砸烂戏衣盔帽，毁掉资料剧照。那时我们剧团培养的第二代接班人，已经颇有影响了，观众跟在后面要签名，可悲的是一夜之间，他们都变成了造反派。

　　新民周刊：合作越剧团的戚雅仙是唱悲剧出名的，但是你们编排的两个“喜剧”《王老虎抢亲》和《三笑》，却一直被观众记着？

　　李卓云：是的。戚、毕自从唱了大喜剧《王老虎抢亲》，改变了演员和剧团给观众的一贯形象，很受欢迎。香港公司也请我们去深圳演出，后来还以此为蓝本拍摄了电影，让这个剧红遍大江南北外，还走红港澳南洋。因此后来在“文革”中，我们得了一顶高帽——王老虎抢钞票抢遍全国！关于唐伯虎点秋香的喜剧《三笑》是由我编写的，这个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在瑞金剧场上演后又引起观众的热情。不巧正在演出高潮时，一位坐在第一排的老年妇女观众笑得失控，当场昏厥，不幸辞世。后来在那个时代，也被贴上了一份吓人的大字报——要黑编导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