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使4204人成为孤儿(组图)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秒，唐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7.8级强烈地震，震中烈度高达11度，百年城市毁于一旦。大地震造成24.2万多人死亡，16. 4万多人重伤，7200多个家庭全家震亡，4204人成为孤儿，城市功能全部瘫痪。

　　这是一份唐山市委宣传部提供的官方文件，三十年前那场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就躺倒在这一串冰凉的数字里。

　死者长已矣，悲痛却永远留给了他们的亲人。而那些父母双亡、自己还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的唐山孤儿们，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更将永远承受一波波的思念、麻木、怀想、痛苦——

　　他们的人数，是4204个。

　　-本刊记者 彭苏 发自唐山、石家庄

　　寻找

　　王庆珍的回忆充斥了大量的“好像”、“大概”之类的不确定。作家钱钢的那本《唐山大地震》成了她不离手的法宝。说一说就要翻一翻，然后再满怀歉意地骂自己是个老糊涂。

　　一位年过八十的老太太，几年前大脑萎缩到连家门都找不到的地步。你还能苛求什么，她能坐在面前，讲述她寻找孤儿的那段往事，已是庆幸。

　　1976年7月28日清晨，唐山大雨滂沱。还是唐山市委下属的知青办副主任的王庆珍，不知从哪儿扒出了一件雨衣。这件雨衣在她以后寻找孤儿的一个月里，一直披在身上。“反正我也没空搭简易棚，全指望它了。”

　　婆婆已被砸死，丈夫大腿严重砸伤，被抬走了，女儿刚被自己扒拉出来，也被抬走了。三个儿子正急匆匆往家赶，她却要往机关里跑。

　　在单位以西的一辆破汽车里，她发现了自己的老上级——唐山市委副书记张千。

　　“他交给的任务是给外来的医疗队送饭。”送了一天饭的王庆珍，第二天又领了一个任务。

　　“这次的任务听得我头皮发炸。”张千郑重地对她说，地震过后，余震不断，人心惶惶。除了要解决当前用水困难，还要紧急预防大灾之后出现大瘟。“所以老人与孤儿是首要保护对象。”

　　时间刻不容缓。寻找老人、孤儿的工作，迅即由市委下达给没有下乡任务的知青办。

　　“他要我保证一个不许冻死，一个不许饿死。”

　　“我怎么敢下这个保证。我叫了一声，哎呀，张书记，单位里的人都没有来上班，我还要找他们。这两项任务都交给我，我怕做不好。”

　　最后，王庆珍只负责寻找孤儿工作。

　　“我记得是7月底，王主任召集我们三个在屋外的废墟上碰了个头。”现年50多岁的杜淑哲，是王庆珍当年手下的“兵”，也是知青办的一员。

　　王庆珍、她、王连增、陈福林，知青办的这四个人组成了一个工作组，他们的任务是：搜寻唐山孤儿，清点人数，以及保证孤儿们的健康和安全。

　　机关里只有唯一一辆212越野车，还要与劳动局共用，她们就要徒步寻找，“没搞到车前，找人要紧”。

　　王庆珍的想法是先找到唐山四个区的区长、区委书记，要求得到协助。她找到了路北区副区长姚素珍、开平区计生委主任耿玉清，这两人后来也参与了护送孤儿离开唐山。

　　通过杜淑哲等人的报告以及自己的摸底，王庆珍大致搞清了孤儿们的去向：

　　有些孤儿被寄养在父母单位；

　　有的被抗震指挥部的救灾军人收留，“常在军车驾驶台上看到一个睡着的孩子”；

　　有的是被当地街道办集中收养，比如文化路办事处，第一天就收留了七八名孤儿，他们都聚在一节火车厢大小的木屋内，被街道办人员看护起来；

　　还有就是被孤儿的亲属领走了，“比如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有被哥哥姐姐带着的”；

　　还有吃百家饭、由邻里轮流看着的；

　　另外，“全国各地每天都有人想来领养孩子，有的孤儿被上唐山救灾的大车给拉走了”。

　　于是，她定下了两条规矩：

　　第一、凡有外地领养孤儿的，一律不许，之前被带走的孤儿一律找回；“万一爹妈砸个半死，被抬走治伤去了，等伤好了回来找我要孩子咋办？”

　　第二、凡是爷爷奶奶，大哥大姐以外的亲戚要收养孤儿，孤儿所在街道办一定要严格考核对方，彻底了解对方可不可靠。

　　“哼，就是姥姥姥爷都不中！”王庆珍恨恨地说，这是她“通过实践得出的真知”。

　　孤儿被撂在姥爷家不是被舅妈嫌，就有可能被姨父撵，姥姥姥爷跟着为难，眼瞅着孩子孤零零地站在瓦砾上哭。

　　“人的思想境界不可能都很高，毕竟增加一个人，家里就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她忘不了《唐山大地震》里写到的冬梅。那孩子还有一个弟弟，姥爷是齿轮厂厂长，得知女儿女婿在地震中死了，马上招来一帮人，在女儿倒塌的房屋里淘出一切能用的东西，“然后就把没吃没喝的外孙外孙女晾在那儿，拖东西走人”。

　　一气之下，王庆珍检举了冬梅的姥爷。冬梅就一直跟着她，她去机场为孤儿拉救援物资时，他们也跟着。弟弟还不懂事，一旁傻站着，姐姐却挑了一双大孩穿的鞋，王庆珍问她做什么？她说这是等弟弟脚大了以后穿的。“才6岁多一点，就知道谁也靠不住了。”

　　“一个也不许被领养”

　　一个月里，找到的孤儿已近三千。

　　“这里面有刚出生的小毛毛，最大的也有十四五岁”，除了操心小毛毛喝奶的事，她想得更多的是快点送人出去。

　　8月24日晚，中共石家庄市委大楼内也是灯火通明，不眠不休。市委常委们刚接到河北省委通知，要在市内安置一批唐山孤儿，为他们建立一所寄宿学校。邢台市委也接到同样通知。在石家庄与邢台未建好寄宿学校之前，第一批孤儿将送往衡水深县，那里已为孤儿们腾出一家农家小院，能够先住进一批人。

　　8月底，市委副书记张千向王庆珍传达河北省委通知，一批孤儿将立刻送往深县，要她速作准备。除了上报要送走的孤儿名单，王庆珍马上赶到机场拉衣服、拉干粮。

　　“孩子们有一个月没洗澡了，全身漆黑，没有一身新衣物不是更寒碜？另外吃的、喝的也得备上，不能让他们在路上饿着、渴着。”

　　在王庆珍安置孤儿的过程，她一直死守一条原则——“一个也不许被领养”。正基于此，当她后来得知，被她送走的“党氏三姐妹”中的党育红被“那个奥地利人”领养走时，她就是不依不挠，找到民政局上面，“我就骂大街了”。

　　忿忿然后，王庆珍又犯糊涂了，她硬是想不起去深县的准确时间。

　　1976年的8月底的一天，早上8点，两辆插着唐山孤儿专车小旗的公共汽车，停在了西山口。车上坐着153名孤儿，还有从孤儿父母单位前来护送的职工，孤儿所属街道办的人员、加上王庆珍、杜淑哲等共20多人。

　　“每个孩子的衣服上都别着一张白条，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年龄、父母；以后送人也都这样。”杜淑哲说。

　　没有书里描写得那样浪漫。没有谁唱歌跳舞。当车驶离唐山越来越远时，孩子们个个眼里噙着泪花，泪珠在一张张脏兮兮的小脸上划出条条痕迹……

　　傍晚时分。一行人到达了深县的农家小院。孩子们在门口张望半天，始终不挪开脚，“我们以为他们是拘束，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怕房子再次倒塌”。

　　邢台育红院

　　1976年9月，开往邢台的火车上。这次车上一共有100名左右的孤儿。其中有一名九个月大的女婴。途经霸县时，当地人为这名女婴准备了一个奶水充足的年轻母亲。

　　“那女的上车后，二话没说，抱起孩子，解开衣服就要喂奶。”杜淑哲至今对这一幕念念不忘。

　　女人一个劲地将肿胀的乳头塞进女婴口中，女婴就是不吃，小眼睛眨巴眨巴瞅着她，好像在说你不是我妈妈，你身上没有她的气味。

　　“吃啊，吃啊，我就是妈妈啊。”女人急了，一再想硬塞进去，“可孩子就是不依，扭啊扳的，涨红着小脸蛋哇哇大哭。最后这名妇女索性用毛巾把脸遮住，这样才喂成了奶。”

　　“那会儿真是走哪哪管，走哪哪吃！”听力也不好的王庆珍声调高高的。去霸县，别说奶妈，就是小孩的发卡，绑辫的头绳，人家都想到了。到达天津前，天津人听说车上的孩子要吃罐头，没有罐头刀，人家就把茶缸子、小刀、小勺、小剪一应备全。

　　在王庆珍的记忆里，这拔送往邢台的孩子，主要来自郊县。“考虑他们以后生活的地方最好与以前的生活习惯相符。所以郊县的孩子送到邢台，城里的孩子送到石家庄。”

　　在邢台建立育红院的原因，据杜淑哲分析，唐山余震不断，孩子们老是心惊胆颤，恰恰邢台在1966年经历过一次地震，这座城市有抗震能力，这样省委才想到在邢台建立育红院。

　　育红院是由邢台市委的第三招待所改建而成，后来又从市区搬到了西郊的达活泉。孩子们除了9月初来的一批，在年底又送来了一批，加上零零碎碎由唐山市幼老瘫安置管理办公室送来寄养的受伤的孩子，一共是247名。

　　相对于邢台育红院，王庆珍和杜淑哲谈到最多的还是石家庄育红学校。有意思的是，唐山市档案局关于唐山孤儿的记载，少得可怜，卷宗加起来还不到一份。而在石家庄市档案馆，关于育红学校的记载多达32份卷宗。

　　在每份卷宗里都会反复出现一个人的名字：董玉国。

　　石家庄育红学校

　　在石家庄生活大半个世纪了，董玉国一口唐山话还是老样子。

　　“听说现在育红院早变成居民社区了，只有间传达室还在。”他坐在沙发上，一脸慈眉善目，中了风的老伴在一旁依依呀呀。

　　和王庆珍同岁的董玉国，在筹办育红学校之前，是石家庄第二中学的党支部书记。据王庆珍回忆，之所以石家庄市选定董玉国做这件事，除了他有教学经验以外，还有两大原因：第一，他是唐山人，会讲一口地道的唐山话；第二，在唐山大地震中，董玉国家里的亲戚一共死了21口。

　　很自然的，石家庄原市委书记张平将这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交给了“根红苗正”的董玉国。

　　在董玉国自述的“建学始末”中如是写道：

　　这所学校的筹建工作是从1976年8月29日开始的。当时我在石家庄第二中学任党支书。8月28日，市教育局领导找我谈话，让我立即交接二中的工作，8月29日到原工人政治学校报到，并负责筹建孤儿学校的工作。当时由市委组织部一名组织科长牵头抽调工作人员。在两三天内调来原35中党支部书记翟风亭、17中党支部副书记郭亚东、原新华区文教局教育科长封英杰……仅用十几天时间，从171个单位调来260多名干部、教师、医生、护士、保教人员、炊事员等……

　　石家庄市委领导们原想等孤儿们来后，根据年龄大小，分别安插在附近条件比较好的几个托儿所、幼儿园和中、小学校。但后来他们考虑到，别的孩子放学回家了，唐山的孩子们会感到孤单，更担心每逢节假日，唐山孩子会伤心自己无家可归。于是决定：让唐山孩子们生活学习在一起，吃、穿、住、用全部由国家供给。新建一所有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一条龙的学校。

　　9月7日，王庆珍一行领着146名唐山孩子坐火车去往石家庄育红学校。之前，董玉国特意派了一组人先到衡水深县查看，目的只是为了给第一批孩子准备饭菜。

　　“我们听说深县百姓心痛孤儿们在地震时受苦了，净给他们吃肉，结果孩子们拉了几天肚子。所以，我们决定为他们包饺子。”

　　在去火车站接孩子之前，老师们一个个接受“培训”，千叮呤万嘱咐，在孩子们面前，既要有深厚的感情，又不能哭哭啼啼。

　　“难怪他们上车时，既不说话，也不言语，气氛显得很压抑。”杜淑哲现在恍然大悟。

　　但老师们还是难过了：唐山的孩子又黑又瘦，有的脸上还带着伤，衣物虽然半新，却明显不合身。

　　董玉国准备了三件事：让新华服装厂的技师们等在校门口，给每一个进门的孩子量体裁衣；安排体检，“党氏三姐妹”就是体检时才发现只有6个月大；最后一项，就是放足水，让孩子们痛痛快快地洗个澡。

　　等到水灵干净的唐山孩子聚在一起时，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发生了：

　　董玉国刚一讲话，一个3岁大的孩子突然冲他喊了一声“爸爸”，几秒钟后，其他的小孩也都一起跟着喊“爸爸”、“爸爸”。他们一直以为自己的爸爸外出了，一听到董玉国那口地道的唐山话，觉得那就是爸爸回来了。

　　年过半百的董玉国落泪了，他哭得特别伤心，边哭边说，“我就是你们的爸爸”。

　　晚上，除“党氏三姐妹”里的党育新一直哭个不停，其他的孩子都睡下了。王庆珍挨个巡视每间宿舍，房子里什么都是新的，小到一块毛巾，服装厂连夜赶制的新衣整整齐齐地码在孩子床头。她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连夜悄悄地走了。

　　“就是因为觉得唐山孩子可怜，老师们把孩子都宠坏了。”在育红学校做过教导处主任的李振宗直叹气。

　　吃的用的，国家全包了，还有来自社会上的大量捐助，很多孩子不懂得珍惜。“肉不吃了扔在缸里，袜子脏了塞在洞里。”

　　不爱劳动。“生活老师就像保姆，打扫卫生，照顾他们起居饮食。他们一个人一张桌，有老师专门给他们盛饭。吃完饭后，丢了饭碗就跑。”

　　要强。大孩子和小孩子之间谁都不服：反正谁都没了爹妈，谁也不用怕谁了。“不好好学习，成天打打闹闹的。老师前脚迈进门上课，他们后脚就从窗子溜出去。”

　　老师们又爱又怕又恨，他们含着泪把唐山孩子接来的，恨他们不争气，又怕管严了舆论会说他们让唐山孤儿受委屈了。

　　“一个老师气乎乎向我告状，说他们净捣蛋，课都上不下去了，问我到底管是不管？我说管，只要不体罚就行。”但李振宗并没有维持多久，董玉国挽留无果，做了一年教导处主任的她就调到了别的学校。

　　直到现在，早已安享晚年的李振宗还是摇头说唐山孩子“情况复杂”。

　　一听见雷声，他们就像炸了锅似的

　　1976年9月28日、29日，接连两天，181名唐山孤儿和最早送往深县的孤儿分别送到育红学校，有21名孤儿在外地疗伤痊愈后，也被送来。董玉国意识到学生们再也不能在宿舍里上课了，于是向市委书记张平打报告，要求修建一座教学楼。

　　3300平米的教学楼10月底就完工了。原指望学生们在教学楼里读书，情况会有好转，“还是有淘气的，几个人不上课爬到宿舍楼顶上跑来跑去。有时夜深了，我还要打着电筒在上面找”。董玉国笑眯眯，那副场景犹在昨天。

　　在他眼里，孩子再淘气也是孩子。“他们也不是天不怕地不怕。他们怕刮风、怕打雷、怕停电……”

　　因为害怕，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让董玉国都感到吃惊：晚上睡觉，虽有老师看护，可他们仍然不放心，自发地每隔两个小时就有一人爬起来守夜。

　　平常一听见雷声，他们就像炸了锅似的，如果遇到打雷加停电，那就更不得了，越大的孩子哆嗦得越厉害。

　　所以，只要是半夜下雨，老师们就往学校里赶。孩子们全都跑到院子里，抱成一团，有些还躲在收发室里直抽搐，任凭老师怎么哄也不出来。

　　“我们说没事的，回屋去吧，还有我们在呢！他们说，不行，你们还让我们砸蒜呢(挨砸)？”

　　最后，他们给了董玉国一个枕头，让他睡在他们身边才安心。

　　走上社会

　　1982年1月14日，邢台市委根据河北省委通知，将育红院剩下的104名学生合并到石家庄育红学校。而当时的育红学校也面临与邢台育红院一样的局面，每年都有学生离校：

　　1977年1月，27名学生参军(男生10人，女生17人)；

　　1977年4月，23名学生接回唐山就业；

　　1978年6月，4名学生回唐山就业；

　　1978年7月，第二批22名学生回唐山就业；

　　1979年6月，毕业后无法升学，需回唐山接班的学生25人；

　　1979年9月，留唐学生共68名；

　　1980年，第一届高中毕业生18人，考取中专4人；

　　1981年，第二届高中毕业生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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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日渐人稀。加之唐山市正恢复市政建设，一再强调“唐山有能力安置所有孤儿”。1984年河北省委下达通知，6月28日，育红学校的139名学生全部返回唐山。其中四十多名年幼、或在继续求学的孤儿，被送往唐山市综合福利院。

　　董玉国把那些老照片当宝贝一样一张张亮出来。老花的眼睛细眯地微笑。照片的背后有称他“校长”的，也有称他“爷爷”的。看到字样，他双手微微发抖。

　　董玉国很理解王庆珍不满党育红被人领养的心情，“都是为了爱”。

　　是他向省委外办的人建议那个奥地利人收养党育红的。外办的人先看中的是党育苗，等他们去唐山煤矿党育苗姑姑家时，姑姑哭了说，国家养不起，就我们自己养好了。

　　“育红死的本来就是养母，养父从河南疗伤回来一度把她带走了。后来，我听说他再婚，把孩子送人了，我赶紧给唐山打电话把她接了回来。”

　　接党育红时，那孩子已经会走路了，一见他就跌跌撞撞地跑过来，

　　在1988年，唐山市民政局下达第15号文件里写道：……共有761名孤儿转到石家庄育红学校、邢台育红院学习、生活，1984年迁回；按照1977年市领导指示，外地学习的孤儿毕业后不再继续升学的全部返唐，由市统一安排工作。我局意见：有口可归的孤儿，由原父母生前所在单位负责安排工作；无口可归的孤儿，纳入计划内由市劳动局负责安排。

　　据本刊了解，除了761名孤儿被带走以外，唐山大地震中另外3000多名孤儿的安置情况，大致分为：一是被亲戚收养；二是跟着自己的哥哥姐姐生活，唐山“张家五姐弟”就是例子；三是被父母所在单位一方安排进入子弟学校就读，毕业后直接进厂；四是直接安排就业。

　　据说，王庆珍送完最后一批唐山孤儿去育红学校后，曾将所有的孤儿档案和分配给孤儿的剩余用品，都移交给了当年的幼老瘫安置管理办公室。而这间由民政局、卫生局、教育局等部门临时组成的安置机构，早已随着地震善后工作的完结而解体，档案不知所终。

　　管理孤儿档口的现在的唐山民政局社会服务处，已找不到一份当年关于唐山孤儿的档案，也找不到一份他们后来流向的记录。

　　能在网上搜索到的是：

　　1995年，唐山综合福利院的最后一名唐山孤儿，19岁的王安被分到工人医院做电梯工。自此，4204名唐山孤儿已全部走向社会。

　　南方人物周刊组稿：

　　摄影师常青老人 30年拍摄百名唐山孤儿照片(图)

　　小人物实现梦想：赵氏孤儿手工做出四辆F1(图)

　　陈秀敏：亲手埋葬父母尸体 发誓要活下去(图)

　　张家五姐弟幸福生活 住进大宅子再也不分开(图)

　　回望唐山孤儿三十年：脆弱而坚强的生命(图)

　　唐山大地震系列专题：

    之一：大自然严重警告过人类  　之二：不肯泯灭的记忆  　之三：丑与美并存

　　之四：青龙县何以躲过塌天大祸  　之五：遗孤寻亲  　之六：废墟上崛起新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