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日报》8月27日报道，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盛华仁作跟踪检查环境保护法律实施情况的报告时指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不降反升。“‘十一五’约束性指标会不会落空”成为人们普遍担心的问题，“各方面对‘十一五’环境保护工作都十分关注，不少同志对能否实现这些目标表示担心。 ”
这样的担心是建立在一组组数据、一件件违法案例和事实的基础之上的。如报道中所说的，“八百里秦川一千里污染”，“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仅三成半、278个城市未建成污水处理厂”，“有水皆污”，“逢雨必酸”，“企业偷排废水、弄虚作假现象严重”等等。可以说，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目前正在我国集中出现。“十五”时期我国环境保护的两个主要指标没有完成，而在“十一五”开局之时，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不降反升———在环境污染老账没还又欠新账的前提下，公众这样的担心是值得重视的。
无论是对“八百里秦川一千里污染”现象，还是其它环境污染问题，我们不仅需要痛斥，更需要解析产生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以便对症下药。据报道，“八百里秦川一千里污染”主要缘自渭河污染，问题出自沿河两岸大量造纸企业。对此，当地群众这样说，“拿污染与吃饭相比，我们更愿意前者”。而一些官员的结论也是，“如果严格执行环保法，这里不仅引不来一家企业，在产的企业也普遍难以生存，没有这些，老百姓就没饭碗，官员就没政绩”———对于这些言论，我们仅仅简单地指责其“短视”是不够的。
的确，经济的发展不应以“八百里秦川一千里污染”为代价，也诚如有关部门反复强调的那样，我国生态环境极其脆弱，一旦被破坏，往往无法逆转，当地政府和企业要遵守环保法规，必须摆正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但如果站在贫困地区的角度考虑，贫困地区保护生态的回报是什么呢？如果他们承担了环境保护的沉重代价而难以迈出发展的步子，结果会不会真的是“百姓没饭碗、官员没政绩”呢？
不污染的代价可能是“没饭吃”，而污染的成效可能是“有政绩”，其中不仅仅涉及发展观的问题，更涉及现实利益问题。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林在《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一书中认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障碍不是有没有激励机制，而是没有把激励机制搞对。
因此，要改变“经济发展、环保埋单”的现实，我们至少应有这样几种机制：以环境补偿制度和生态转移支付体制，让致力于保护环境的一方百姓得到经济褒奖；以科学发展考核体系，扭转官员轻环保、重GDP的发展思路，让致力环保的官员能在政绩考核上优于“大干快上者”；以严格的环境立法与执法，让破坏环境者及其失职渎职官员付出代价，彻底改变“越污染、越高升”的怪状等等。否则，在追逐短期和现实利益的诱惑面前，某些“吃祖宗饭，断子孙粮”的行为将难以遏制。（孙化民） (责任编辑：游文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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