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的制定应向社会大众倾斜

　　政策的制定应向社会大众倾斜

　　■主持/整理：新快报记者 苏少鑫

　　编者按

　　日前，本报报道了一个以开“黑摩的”（摩托车非法搭客）为生的48岁中国下岗工人陈洪就城市禁摩会影响一部分下岗人士生存问题的博文，引发一名自称是人民大学研究生“郭锋”的人在网上与之打起擂台。这场“摩的司机”与“人大研究生”间的论战被打上“中国草根与精英阶层的对话”、“社会断裂的鲜活标本”的标签。

　　这场论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那么，在一场“中国草根阶层与精英阶层的对话”是否有更多甚至包括中国贫富分化、社会出现断层等的时代命题值得我们去关注？本报为此邀请了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陈壁生以及青年评论家石勇共同来探讨这一问题。

　　1,以社会治安为由的批评毫无道理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论战中，陈洪认为自己是为了生活而不得已开黑摩的，而“郭锋”则从社会治安角度来对他进行批判。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分歧？

　　陈壁生（以下简称陈）：这种分歧，是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分歧。首先，我们必须追问的是，社会是谁的社会，国家是谁的国家？社会、国家都是全体公民的，像陈洪这样的“黑摩的”司机，像各个大城市里整天躲避城管的街头小贩们，都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他们没办法参与到国家管理中去，他们一直是被抚慰、被关怀，或者被驱逐、被收容的对象，一种制度如果不能吸纳底层人的声音，排斥了底层人的利益，这种制度就会带来出一个危机重重的社会。如果我们承认需要进一步改革，那么改革的方向，就是开拓制度的空间，把陈洪这样的人、这样的群体吸纳到制度中来，通过制度的改善，让他们平等地参与到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博弈之中。一个人可以明目张胆地对陈洪说：“一个人，如果堕落到让别人、让社会、让政府和国家来为自己不争气的命运买单的话，那你就不配活着！”这是这个社会的耻辱。

　　石勇（以下简称石）：这种分歧看起来是公民的生存权利与维护秩序的管理权的冲突。在道德哲学上，经常有这样的冲突事例，这时要决定如何选择，只能进行“价值排序”，给某种权利以优先性地位，同时不忘记被暂搁一旁的权利仍然内在地起规范作用。自称为“郭锋”的人从社会治安的角度对陈洪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公民的生存权利属于基本人权，它优先于维护秩序的管理权。这当然并不是说为了让陈洪等人生存，治安管理就可以忽略，而是说，政府应该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避免公民因生存被逼违反治安管理的现象出现，相关部门在维护秩序时，应考虑到公民的生存权利是有更大的规范权力的，在执法时应保证公民生存权利的足够空间。

　　2.精英“仇穷”，穷人必然“仇富”

　　记：舆论普遍认为，“社会断裂的鲜活标本”这种说法是切中了陈洪与“郭锋”博客论战的要害。请问您是怎么看的？

　　陈：应该说，这是社会断裂的一个典型。事实上，像“长沙刁民”陈洪这样遭遇的人，在每一个城市都存在。陈洪的可贵就在于他第一次站在这一群体的立场上，第一次通过网络这样的非主流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与诉求，抒写自己的悲伤与愤怒。这样的声音，才是真正来自底层的声音。

　　石：同意壁生兄的这一判断。在生活中，很多人都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富有的精英群体和底层困难群众已形同陌路，彼此之间似乎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其心理隔阂甚至敌视的程度让人吃惊。当制度和政策都“仇穷”时，穷人的“仇富”是必然的。在一个断裂的社会里，基于自己利益所获和所失系之于既定利益秩序的基本认知，既得利益者和利益受损者很难避免会根据他们对既定利益秩序的态度来决定对对方的反应。陈洪和自称“人民大学研究生郭锋”的“精英”在网络上的相互攻讦正是如此。

　　3.“仇富”不单是心理问题

　　记：我们注意到，事实上双方的论战是充满火药味的。现在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里，民众对所谓的“精英阶层”抱着广泛的敌意和抗拒，比如人们对“任志强们”每发言论时的激烈抨击，比如最近关于北大阿忆的工资单问题的争论。那么，陈洪的博客论战是否也可以被看作民众抗拒的一种新的形式？

　　陈：我觉得陈洪的博客说不上是“民众抗拒的一种新的形式”，陈洪的初衷似乎也不会有这样高的愿望。陈洪的博客上的文章，可以说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人发的“牢骚”，只是他的身份，决定了他的“牢骚”非常有代表性，能够集中体现他所在的那个群体利益的声音。而当下中国贫富分化的加剧，恰恰是制度造成的。所以，所谓仇富，不单单是心理问题。

　　石：在这一点上，我不太同意壁生兄，无论怎样陈洪的博客都算是一种抗拒的形式——尽管这种抗拒在一开始是多么无力和无奈。人在受到刺激后总会作出反应的，一个受侮辱和损害的人只要不认同或者说合法化这种侮辱和损害，就必会以某种方式把其反抗表现出来。对于陈洪们这个群体来说，他们没有话语权力，也不能作为权利主体以个体或群体的形式进行表达和抗争，也就只能流于生活中聊天或网络发帖的形式。如果说在现实中他们没有渠道抗争，那网络就是一个渠道。当一个人在博客上写帖时，只是“一个人的反抗”，而一旦被人关注并得以传播，就像在媒体上被关注一样，照样能引发人们的心理反应。它的缺陷就是没有“权威性”，但优点却是“原生态”的。就此而言，这种反抗形式如果不能转化为强大的民意并进入媒体或人大提案中，就很难取得效果。

　　4.让各阶层参与到社会博弈中来

　　记：从论战可以看出，现在精英阶层与平民百姓阶层之间，不仅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上存在着断层，而且在思想上、认识上也已形成巨大的断层。您认为造成这种断层的原因是什么？

　　陈：陈洪在《一个摩的司机的自白》里写道：“我们数十年的努力、奋斗和积累，成就了今天的一批‘达官贵人’和‘社会精英’。而我们却因年龄大，文凭低……只能成为这社会的不和谐分子——‘非法摩的营运者’。”还有一大批走入工厂，用一个月血汗换取几百块钱工资的民工，一大批在城管的驱逐下整天惶惶如惊弓之鸟的小商贩。我想，这样的个案就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最直接的原因。因此，让分化了的不同利益群体参与到社会博弈中来，让作为利益主体的工人、农民、民工，都能够在政策制定中发出他们的声音是很重要的，并且，国家政策的制定，在一定程度上也必须向社会底层倾斜。

　　石：断层是谁都看得见的现实。造成这种断层的根本原因乃在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在既定利益秩序下所处的、由不公平的制度安排与政策实施所构造的位置不同，并不是屁股就决定脑袋。但是当“精英”们巨大利益的获得要靠这个由权力支撑的利益秩序，秩序崩溃让他们感到恐惧时，屁股对脑袋就具有较大的支配作用。

　　5.精英要有良知，说真话是基本共识

　　记：这个问题其实也就涉及到近年来争论不断的关于“精英”的良知问题，比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公众对于任志强言论的抨击，对主流经济学家的质疑等等。对于这个问题，两位有什么看法？

　　陈：具体到所谓精英学者的良知问题，我觉得谁都要有良知，不特学者而已。问题就在于，一个学者成为精英学者，是否特别需要有良知？我想这是肯定的。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言论，在一定程度上都受他所在的社会阶层的支配，一个著名经济学家决不会知道天桥底下的农村上访代表的苦痛，所以他会觉得小康家庭每家人要有两套房子。一个北大著名教授不会知道农村里面二十多年来农民生活的变化，所以他光从数据会得出改革开放利益受损最大的是干部阶层。所以，一般都会认为，在公共领域发言的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有良心，为底层人说话，向权力说真话，向权力说不，应该说这是一个基本的共识。

　　石：公众普遍对张维迎等“精英”很反感，这一点很多人都看到了。我认为人们要求精英，特别是影响舆论和公共政策的知识精英拿出良知来是有道理的：一、他们拥有文化资本，对于价值理念拥有阐释权或权威地位，位于一个社会的观念的高端，连他们都烂了，可想而知这个社会会烂到什么程度；二、在当前中国的权力支配为单向支配的情况下，他们能够影响公共政策，如果没有良知，势必导致公共政策不利于甚至剥夺占人口多数的底层，使社会在非正义中承受撕裂甚至崩盘的痛苦。当然，要求一个知识精英要有良知，并不是就要他去专门为弱势群体说话或扶贫助弱。这里有几个层面：一、理论、学术上的，尊重理论上的逻辑及此一学科与其它学科、现实的关系，不玩在哲学视野中很可笑的无知霸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等，不用它来为既存利益秩序辩护；二、知识传播的自由、民主理念上的，通过表达赋予权利以神圣地位；三、为弱势群体维权或写文章为其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