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兆丰站在被告席上 资料图

资料图片：安徽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兆丰

　　安徽贪官陈兆丰狱中自白：送钱者70%是干部

　　《检察日报》记者 吴贻伙

　　今年9月18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就该省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兆丰(副厅级)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陈兆丰的上诉，维持原一审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

　　原一审判决认定，陈兆丰在担任该省定远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期间，通过利用职权介绍承揽工程、提拔干部、调动和安置工作、办理入编等途径，单独或者伙同其妻非法收受200余人所送的钱款达人民币283余万余元、美元800元，并为他人谋取利益。此外，陈兆丰还对人民币545余万余元、美元6996元和港币16770元的家庭财产不能说明来源合法。

　　根据检察机关当初的指控，陈兆丰案发时，其家庭现有存款、现金合计人民币达904万余元、美元和港币各1万多元；案发前，陈兆丰还先后退掉了80多万元。这样一算下来，陈兆丰的家财累计近千万元。所以，在安徽省定远县，陈兆丰又被老百姓私底下称作“陈千万”。

　　定远县是安徽省沿淮地区的一个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县。1990年，陈兆丰开始到这个贫困县担任当分管城建工作的副县长，2002年从该县县委书记的岗位上去职，升任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一职，前后仅10余年的时间，他就敛取了数百近千万的家财。

　　没有谁天生是个腐败分子，陈兆丰亦然。今年8月初，正当陈兆丰在安徽某看守所内等待终审判决的时候，记者走近陈兆丰，试图走进他的内心世界，了解那么这个穷县“富书记”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是什么促使他在犯罪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他本人对这些问题又有着怎样的认识？今年八月初，正当陈兆丰在安徽某看守所内等待终审判决的时候，记者试图走近陈兆丰，于是便有了他下面的自白和与记者的对话。

　　也是个穷苦孩子出身

　　我的父亲是个小学校长，母亲是个农民，父亲在我十来岁的时候就病故了，那是1959年的事。那时我们兄弟姐妹四人都很小，我是老大，我母亲带着我们姊妹四个非常艰难地生活着。父亲去世了，又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像我们这样的单亲家庭，更是难上加难了，纯粹一个特困户。

　　我大部分时间是跟随母亲生活的，但上小学之前我是在外婆家长大的，那时候全国生活都很困难。想来想去，觉得没有什么路好走，就一个心眼地读书，看读书这条路以后能不能走出去来。当时并没有想革命什么的，只是想家里这么困难，也许通过念书能搞一碗饭吃吧。当时，我好想买一斤糖给外婆，另外想给母亲和弟妹们一点援助。但从哪里弄钱呢？只有死读书呀。所以人家玩我都不玩，人家早休息了，我还在看书。现在一想起这些，就热泪盈眶。

　　1963年，我考取了安徽重点高中———滁州中学。这时候，我的一个弟弟(老二)和一个妹妹(老三)都辍学了，因为我读书，家里再也负担不起了，哪还有能力来供他们念书呢？家里为了我读书，把住的房子也卖了一点，最后把墙上的檐条都抽下来卖了，家里实在是没钱。

　　记得有一次离家去学校时，母亲送我老远，大概有十里之遥。在一座山脚下，母亲跟我讲：“伢子啊，我们一家都指望你了，家里情况你是知道的，在学校一定要好好读书，争取有个出头之日，这样以后能拉扯你的弟妹们，给家庭一点希望。”老人家讲得很深沉。我记得我母亲那时穿的一双布鞋已经穿烂了，脚趾头都露在外面，所以当时我非常激动，后来在学校里我每每想起这些都会流泪。

　　幸运的是，高中时我得到了一个叔父的资助，不然高中也很难读下去了。那时我享受二等助学金，一个月四块钱。每个月的伙食费是八块一毛钱，这钱必须按时交到食堂里去的。学校总务处门口有一个小黑板，谁的伙食费没交到位，比如说只交到20号，20号准停你的伙食，小黑板上就写上了“某某班某某人，某20号停伙火”，到那天你就不能去吃饭。那时我虽然享受二等助学金，一个月四块钱，我虽然每个月有四元钱奖学金，但是这四元钱连吃饭都不够，更别说其它的洗澡、理发等等一些必须的生活开支，所以几乎读不下去，幸亏有叔叔的支持。

　　后来我叔父每月给我十块钱，我就跟班主任申请，说我十块钱够了，有同学比我更困难，助学金请你给我降掉一级，从四块钱降到两块钱。我主动写的报告，这样就享受三等助学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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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梅智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