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义务教育法成为里程碑 但教育仍无法绝对公平

　　2006教育：喜忧参半

　　新《义务教育法》：中国教育的里程碑

　　回顾刚刚过去的2006年教育领域发生的事件，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应该是《义务教育法》修订案的通过和实施了。

　　新《义务教育法》首先规定了义务教育的免费公益原则，规定对在公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得收取学费，并逐步免收杂费。

虽然该法中其他如“不得分设重点、非重点班”、“公办学校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以及“学校不得组织学生向学生推销或者变相推销商品、服务”等新规定都让公众为之叫好，但作为保障性法条，新《义务教育法》规定的“国家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和由各级人民政府根据职责共同负担的经费保障体制显得尤为关键。

　　孟母堂事件的法理争议

　　任何事物都是带着优缺点一起出生的，新《义务教育法》也是这样的。该法规定“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但并没有规定义务教育一定要在公办学校进行和完成，同时也没有对义务教育做出具体规定。另外，义务教育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证适龄儿童都能接受国家的义务教育，那么，如果政府没有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兴建教学设施，或者教学设施严重不足，如何落实适龄儿童的教育权利？如果政府设立的教育机构教学水平不能满足学生家长的需要，学生家长能否选择退学或者进入私立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上海的“孟母堂事件”就在这样的法理语境下被摆到媒体和公众的面前。

　　虽然“孟母堂”被当地教育部门叫停，如果政府教育主管部门认为类似这样的事件只是单纯的法律问题，都以法律的形式如法炮制将来就不会发生，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因为它实质上反映的是公众对中国现行中小学应试教育一元制下的不满和多元化需求。该事件还告诉我们，在中小学应试教育体制改革和素质教育建设方面需要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家长和学生共同付出更多的理性和智慧。

　　取缔民工子弟学校让人心寒

　　和对“孟母堂事件”的态度一样，2006年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对待民工子弟学校也是采取断然的办法，8月底，北京市海淀区教委以一纸通知取缔了该区的3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1万多名农民工子弟需要寻找新学校上学。海淀区教委给出的理由是“办学启动资金需要150万元，还需具备200米环形跑道”，打工子弟学校难以“达标”，拿不到“办学许可证”。虽然海淀教委声称该行动不会造成民工孩子失学，而公办学校接受能力有限的现实人所共知，即便可以接受的，公办学校的借读费让民工孩子的家长望而却步。北京海淀教委此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在2006年教育部第22次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也对此做出回应，表示应该加强对民办民工子弟学校的扶持与管理。

　　据了解，民工子弟学校和公办学校的课程都是按照国家统一的教育大纲设置的，并且现实情况造就了办学的公益性，如果说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以办学条件不够为由，那办学条件艰苦也并非办校者和就读者的意愿，如果说海淀教委方面以政府政令的强势赢得自己在行政上暂时的胜局，那么陷于社会道德和违背义务教育法精神指责的泥潭也是必然，由“取缔”变为“整改”成为“堂皇”而惟一的选择。

　　教育公平理想尝试

　　教育公平一直以来是人们的理想，2006年中国政法大学首开先河对招生制度实行重大改革，本科分省招生计划首次按人口比例确定。正如校方所表示的，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方面，教育公平应是受教育者在受教育的起点、过程、结果上的公平。科学合理地把招生计划下达各省，使考生能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从而实现“起点的公平”。 中国政法大学不是北京的政法大学，而是全中国的政法大学。本科招生按人口比例划分是为促进教育公平，构建和谐社会。对生源质量的追求绝不以牺牲教育公平为代价。

　　可惜的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尝试，并没有得到其他高校的效仿，有关专家认为北京、上海保护本地考生有一定的道理，它的很多高校是由本市纳税人出钱办的，它们对本地考生有所袒护也可以理解。但像北大、清华这些由中央出钱办的大学，未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分数线是不公平的。北大校长许宏智说：“教育的公平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公平。”

　　他还说，“在美国也是这样。”

　　高校面子工程

　　在2006高校合作与发展论坛上，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没想到，他借建国内最漂亮的高尔夫球练习场消息引出教育精英和高校清廉双重话题的争议会如此激烈。由于“考虑到社会争议太大”，北大拟建高尔夫球场的计划被搁浅。中国人民大学校食堂观光梯事件和以聊城大学为代表的“高校豪华校门事件”在网上遭到批评。

　　 近年来教育问题本来就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聊城大学校门事件”只是更激起了人们对教育领域相关问题的不满。一边是高昂的学费把多少贫困生拒之门外，一边是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高校本是教书育人的地方，现在却争相建设豪华校门，如此之举与地方政府建设豪华办公楼有何区别，当然要被人诟病。

　　有人这样举例“教导”国内个别学校：哈佛大学等多所世界知名大学占地面积为2300亩，普林斯顿大学占地1820亩，而国内一些高校占地面积超过5000多亩；剑桥、牛津大学校舍陈旧、低矮，而国内高校校舍高楼栉比、富丽堂皇。尽管在硬件上，这些世界名校“自惭形秽”，但他们的科研、培养经费却十分充裕，教育资金真正用在了刀刃上。■本报记者 傅旭明

　　一名教育者的终结之路

　　“教育留给我的是伤心。”2006年12月30日，在北京大兴区黄村一个普通的住宅小区里，离北京市打工子弟学校取缔风波已过去四个多月了，56岁的陈雅琴谈起打工子弟学校时，表情仍然暗淡。

　　四个多月前，陈雅琴创办了三年多的七色光打工子弟学校，被大兴区教育部门取缔。三年多的办学，让陈雅琴欠债30万元。

　　一颗“不安分”的心

　　上个世纪“文革”期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高中毕业的陈雅琴，也随着这批特殊的流动大军，来到了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在当地开始了她的从教生涯。

　　在齐齐哈尔，陈雅琴成家育子，在齐市从教的职业生涯中，陈工作兢兢业业，自修汉语言大专和美术，由于优异的工作成绩，陈被当地教育部门聘为高级教师。陈雅琴向记者展示以往的工作荣誉证书，回忆起以往的教育经历时，面带微笑，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在当时陈雅琴的同事朋友眼里，陈的工作家庭让人羡慕，这些应该让她感到满足，但陈有一颗不“安分“的心。

　　1996年，陈雅琴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由于工作变迁，早已在北京落户多年。此时，父亲年岁已高，身体染病，陈雅琴决定只身来京，寻求新的发展。办完停职留薪后，陈离开了齐齐哈尔的家，来到了北京。

　　来京之初，陈雅琴在一家公司做文案。但多年的教育工作，浓郁的教育情结让她一直挂念自己从事多年的老本行。

　　三年后，陈雅琴决定继续从事教育工作，首先她开始做家教。由于父母工作居住地在北京大兴区黄村，她也一直在黄村从事家教。期间，她开始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打工子弟。

　　上个世纪末，北京城市建设加快，这一建设步伐也触及到了大兴区黄村，黄村外来打工者开始逐年增多，伴随的是这些打工者子弟的上学问题。

　　这些绝大多来自农村的打工者，他们大多举家在京，子女的教育成为他们一大心病。

　　在进入北京公立学校困难甚至无望的情况下，打工子弟学校在这一特定的时期，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

　　打工子弟学校出现之初，虽然这些学校客观上了解决了外来打工子弟的上学问题，但“很多学校把孩子当生意来做，按人头来核算办学的盈利。”陈雅琴在她考察的过程中，了解到众多打工子弟学校的问题所在。

　　这些学校除办学条件简陋的通病外，大多学校主办者素质低下，学校管理缺失，所聘老师的水平也参差不齐。

　　“家长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打工子弟学校是无奈之选”，在陈雅琴看来，这些孩子不仅文化知识教育缺失，更关键的是德育教育的缺失。

　　面对这些现状，陈雅琴决定从事打工子弟教育。

　　涉足打工子弟教育

　　2002年初，陈雅琴受聘于黄鹤创办的行知学校。在行知学校，她的职业是一名普通的教师，负责全校的语文课和初一、初二的生物课，并担任小学三年级一个班的班主任，她每天的课程不少于7节。

　　在教学期间，陈雅琴还关注着行知学校的管理工作。陈通过切身体会认为，该校算是打工子弟学校里面的佼佼者，其创办者的教学理念也让她比较认同，但陈雅琴仍发现学校在管理上有不尽人意的地方，让人感觉有些混乱。

　　2003年初，陈雅琴辞去了在行知学校的工作，开始自己创办打工子弟学校——七色光打工子弟学校，学校地址就选在外来打工者较为密集的黄村镇芦城工业开发区，租用的是当地一家制衣厂的厂房，学校创办之初，包括陈雅琴在内，有三名创办人，陈作为主要的出资人。

　　在学校创办后，陈雅琴身兼几职，一方面作为学校创办人，既负责管理教师、学校后勤等工作，同时还担负教学任务。

　　在平时的教学中，陈雅琴注重的是学生的德育培养，在陈看来，由于这些学生自身条件差，跟他们谈清华、北大有些不现实，更多的是教他们先学会做人，让他们树立独立自主的奋斗品质，“你们父母现在拉的是板车，住的是茅房，通过你们的奋斗才能开上汽车，住进板房。”

　　良好的学风，再加上学校收费低廉，七色光学校在当地外来打工者的口碑逐渐树立起来。

　　学校第一学期招收了150多人，第二学期招收了300多人，第三学期400多人，在2006年8月份学校开学后不久，陈雅琴预想着学校学生数将达到700人左右，可开始实现盈利之际，取缔厄运降临到了七色光学校头上。

　　学校取缔之痛

　　2006年7月开始，北京市一些区县先后取缔未达标的打工子弟学校。7月份，海淀区统一叫停了区内30余家打工子弟学校。8月份，这场取缔风波波及大兴区，七色光学校未能幸免。

　　6月底，黄村镇教委检查七色光学校并告知，学校校舍存在安全隐患。7月份，陈雅琴通过向亲戚朋友借款，筹到21万元用于学校整改。“教室门窗都重新安了，旧教室也重新修整了。”

　　8月1日，陈接到教委下发的行政通知，要求七色光子弟学校自接到通知之日起，2周内通过整改达到北京市颁发的相关办学标准。

　　 根据北京市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学校必须有操场、体育馆、图书馆、实验室等硬件条件，“这些标准甚至很多公办学校都难以达到”，一些民工子弟学校主办者向记者如此反映。

　　10天后，七色光学校被冠以非法办学之名，遭到取缔。教委下达取缔通知后，学生家长不肯离去，取缔风波持续了10天才告结束。自此，七色光打工子弟学校彻底关闭。

　　遭遇取缔风波期间，陈雅琴承受着来自家长和教育部门的压力，而更大的压力来自于办学所借的巨额外债。

　　不堪重压、情绪极度低落的陈雅琴，避住在父母家，近乎绝望，甚至轻生的念头也时常出现。

　　“打工子弟学校作为历史的产物，也作出过贡献，政府为什么说取缔就取缔掉了？”陈雅琴到现在也不明白自身遭遇的原因所在，教育部门说她违法办学，但为何学校创办之初没遭取缔，且几年来，学校所在辖区的教育部门，还经常让其参加各种教育工作会议。

　　 在学校遭到取缔时，学校的票据、账本被教育部门全部拿去，陈雅琴未得到任何补偿。

　　学校遭取缔后，留给陈雅琴的是30万元的债务，其中有20多万是向亲戚所借。雪上加霜的是，就2006年上半年，陈的丈夫患上癌症，且已是中晚期，手术后又花掉了一大批钱。陈雅琴面前巨额的债务，只有她一个人来扛。

　　如今，陈雅琴背负着债务，每天遭到债权人的逼债。因为债务，陈跟亲戚朋友的关系也演变成了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关系。■本报记者 黄胜利

　　人物

　　惠志敏

　　甘肃庆阳市宁县良平乡惠家小学代课老师。2006年3月在教育部表示了要清退代课教师的决心后，他进入大众视野。随着代课教师退出历史舞台政策的出台，惠志敏离开了曾经奋斗了21年的讲台。为了生存，42岁两鬓已经花白的他，2006年秋来到甘肃省城兰州，干起了搬石头这样的苦力活来维持自己的生计。　　

　　徐显明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2006年3月6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他透露说，中国政法大学将对招生制度实行重大改革，本科分省招生计划首次按省人口比例确定。历来高校招生指标在各省的分配原则，都是不公开操作，也是舆论界指责教育不公平的一个焦点。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名额分配方式的改革，使得中国高校招生名额分配第一次有了一个公开的可讨论规则。　　

　　丘成桐

　　国际著名数学家，炮轰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的大学教育。丘成桐认为，以目前国内的本科教育模式，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中国大学生的基础水平，尤其是修养和学风在下降。自此，国内引发一场高等教育质量的讨论。11月初，教育部下发高校评估标准调整说明，新要求中提出，A级标准调整为“95％以上的本科生专业基础课和专业主干课由教授、副教授讲授”。

　　吕丽委

　　孟母堂创办人。孟母堂，这种教育方式以读经为主。当媒体曝光孟母堂后，教育部门随即表示，这种教育方式违背了义务教育的有关规定，涉嫌违规办学。而孟母堂负责人称，这只是一种家长自愿组成的现代家庭教育模式。随即，全国掀起了一场关于义务教育方式的大讨论。（黄胜利整理）　　

　　大事记

　　2月 国家税务总局下发通知明确规定，超过规定收费标准的收费以及学校以各种名义收取的赞助费、择校费等超过规定范围的收入，须缴纳营业税。　　

　　3月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在两会上透露，2006年对招生制度实行本科分省招生计划首次按人口比例确定。　　

　　3月27日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表示，我国将清退目前仍然存在的44．8万中小学代课教师， 截至2005年，分布在农村公办中小学的大约有30万人。

　　3月31日 国家审计署发布2006年第1号审计公告，包括清华、北大在内的18所被审计高校一年“乱”收费达8．68亿元。　　

　　4月6日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及相关监测机构的调查报告显示�煷笱�生每学期的人均消费支出高达4819元，中国大学生每年的平均消费支出已经在1万元以上。　　

　　6月29日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修订案)》。　　

　　7月10日 媒体报道上海“全国第一家全日制私塾”的孟母堂，当地教育部门以该机构违背了义务教育的有关规定涉嫌违规办学为由叫停引发争议。　　

　　7月16日 共青团中央和北京大学联合发布《关于大学生求职与就业状况的调查报告》，报告称近6成的应届毕业生面临岗位缺口。　　

　　8月31日 北京海淀区教委召开新闻通气会表示取缔民工子弟学校。　　

　　12月 全国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启动，此次工资改革中，教师工资上涨幅度最大。（傅旭明 整理）　　

　　声音

　　苏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上官丕亮：“义务教育法并没有明确禁止在家教育。”如果“孟母堂”确实如学生家长所说只是“在家学习或在家教育的一种方式”，那这就不违反义务教育法。受教育权兼具自由权和社会权两种属性，家长必须让孩子接受9年义务教育，但对孩子在哪里、如何接受教育有一定的选择自由。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 中国政法大学不是北京的政法大学，而是全中国的政法大学。本科招生按人口比例划分是为促进教育公平，构建和谐社会。对生源质量的追求绝不以牺牲教育公平为代价。　　

　　北大校长许宏智：目前的招生制度还是合理的。“教育的公平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公平。在美国也是这样。”　　

　　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培养精英是高等教育公益性的最高体现。精英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培养特征显著的社会精英。而要实现精英教育，就必须依靠优秀的教师团队、科学的课程设置、卓越的校园文化和优良的教育设施共同作用，才能达到目标。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负责人：应该说，大众化时代的大学生不能再自诩为社会的精英，要怀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心态和定位去参与就业选择和就业竞争。这需要广大毕业生尤其是家长更新就业观念，调整就业期望，在正确判断形势的前提下适度选择，以多种方式努力实现广泛就业。（傅旭明整理）　

(责任编辑：魏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