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28日，陕西省高级法院对汉阴县“7·14”特大杀人案作出终审裁定，维持了安康市中级法院对邱兴华作出的死刑判决。宣判当日，邱兴华被执行死刑（《检察日报》2006年12月29日）。至此，邱兴华一案从司法程序上来说，尘埃落地；承办此案的警官、检察官、法官、律师可以喘一口气了。媒体上，喧嚣一时的热点也许很快就被新的热点淹没，有句老话：“死了，死了，一死百了。”然而，邱兴华如果真的这样被遗忘了，却实在很可悲，因为邱兴华案反映出来的一些法律和社会问题，还有待继续关注和解决。 其一，邱兴华是如何从人成“魔”的？据媒体报道，原来的邱兴华平时“和别人吵架，只要人家比画着要动手，他就会灰溜溜地赶快走掉”，“他每次回家，要是看到孩子们在看书、学习，就很高兴。有时儿子学习不好，他就用皮带抽打”。然而就是这个人，一夜之间杀了10个人，并在逃亡途中再杀1人。其实，被媒体称为“恶魔”的李春生、石悦军、杨新海等人都表现出了与邱兴华相似的心理扭曲的轨迹。 那么，今天是否还有邱兴华这样的人存在，造成他们心理扭曲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因此，查明并分析邱兴华人格演变的过程，就具有了很强的标本意义。然而这种深度调查还没有出现。 其二，司法精神鉴定悬疑。邱兴华的精神问题到底是人格变态、精神障碍，还是精神病？究竟应不应该给邱兴华进行司法精神鉴定？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标准和程序实施鉴定？是否应该将死刑犯精神病鉴定列入法定程序？围绕邱兴华案引发的争议关涉到很多人的命运，有待我们继续关注，加强相关制度措施建设。 其三，如何理性看待死刑适用？在人类的刑罚体系中，死刑是最极端的惩罚形式。在很长时间内，“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成为广大民众甚至部分执法者的惯性思维。就死刑制度的本源主义和社会的现状来说，适度保留死刑是必要的，不能重视杀人者忽视了被害者，造成更大的不公平。但惯性思维很可能倾斜死刑背后的法律天平，冤案就是以法律名义被这种义愤制造出的毒果。 更具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是：如果恶性案件发生，民众的义愤还停留在只能通过死刑来平息的状态，反映出的是大众理性化文化素质的欠缺，报复人的心态成为社会制度，杀人的心就更易成为民众的基本心态，这不利于法治进步。邱兴华一案值得整个社会反思并吸取教训，如此才能回到死刑的原旨上去——一位法律学者这样说过：死刑不是为了从肉体上消灭罪犯，而是从根本上消灭犯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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