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时评：清除犯罪者的眼线和腐败者的帮凶

　　刚刚过去的2006年，频发的安全事故在人们的心中成为一道道难以抹去的阴影。但是，别以为这些矿难都是黑心矿主一手导演，还有一些唯利是图的中介机构，暗示、提醒、协助高危企业炮制虚假材料，“骗取”安全生产许可证，使蒙混过关的企业成为安全生产中的“雷区”。

　　从总体来看，经过20多年的发展，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服务，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民主法制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经济鉴证类中介的管理体制，并未能与时俱进地建立起来。仅从采矿业的安全评价机构来说，政府把安全评价权下分给中介机构，本意是引进社会监管，实行权力制衡，使监管部门排查事故隐患更有针对性。但是由于权力下分之后，却没有解决好权责统一的问题，导致了事与愿违的结局。

　　曾有学者发出这样的感慨：现在的中国，最可怕的是离开了政府就没有了解决公共问题的机构和方法，在减少行政管理的时候，又建立不起各种管理职能的替代物。在公共事物管理上，政府管理并不可怕，最怕的是管而不理，无作为、低效率；市场自由也不可怕，最怕是一切取决于讨价还价、连法律原则和正义都被用来交易的自由。非常不幸，在鉴证类中介组织对煤矿安全造假的问题上，我们恰恰看到了上述诸多的“最怕”。

　　一说要“引进社会监管，实行权力制衡”，政府想到的就是一个“权力下分”。而对安全评价机构的入行门槛则没有法规意义的针对性规范，也没有对中介组织与矿主、审批部门联手造假的防范预案，或者有了预案也没能严格执行，致使安全评价组织演变为一个个“公关公司”。本该行使的社会监管和权力制衡，最终成了犯罪者的“眼线”和腐败者的“帮凶”。

　　有专家认为，安全评价中介机构，应该法定为无限责任公司，对评价结果承担无限责任；提高中介机构的准入门槛，实行注册评价师制度；对严重的失实评价要追究刑事责任。这些建议当然都不错。但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治理，还需从依法治官、治权，加快针对性立法，强化行业管理三个方面同时发力。

　　为什么要依法治官、治权？因为中介组织的安全评价，是要经过审批部门把关的，这给权力寻租提供了空间。面对一份报告，是从文件到文件的审批，还是到现场去核对检查？没有一定的法纪依据，虚假的安全评价就与政府部门难脱干系。

　　为什么要加快针对性立法？就在于鉴证类中介组织决非一般企业可比，他们提供的报告，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公众对一家企业的信任程度，决定着这家企业员工、合作伙伴及所有社会关系的成败得失。这种“社会经济警察”的角色，决不能只对委托人负责，更要对社会公众负责。为什么要强化行业管理？鉴证类中介组织的职业操守，应该由政府与行业协会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规范。通过立法，从总体上明确行业协会的地位、作用、职能以及运作方式，理顺政府与行业协会的关系，放手让行业协会通过行业自律来规范市场秩序。这既是整顿规范市场秩序的手段，也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支撑。

(责任编辑：韩美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