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月7日电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最近,互联网上流传着一篇《大声问一句:以后谁来当农民?》的帖子,引起青年学人的纷纷议论。这篇帖子说,陕西某县有关调查机构对当地农村劳动力流动情况做了调查,发现当地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人数占到总劳动力人数50%以上,而后果是农村剩下的人口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党国英研究员撰文表示,他的感受是喜大于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大势所趋,切不可采取逆向调节政策。
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必然性
中国目前有2.5亿左右的农户,耕种了约18亿亩土地,平均每户不到半公顷耕地,平均每个农户每年也就能得到3000元左右的收入。这样一个收入水平连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都忍受不了,又怎么能吸引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青年农民要找出路,要打工挣钱是再正当不过的事情了。
农民的这个收入不合理?在半公顷地上种粮食,即使一年两季,农民耗费的工作日也在2~3个月。近年有的地方雇用农民做农活,日工资达到40元左右。这个事实说明,农民收入低是因为就业不充分。有人会说农民还可以养点鸡鸭猪羊,但只要农民有打工挣钱的机会,小规模养殖还不如到市场买肉吃划算,有的农民不搞养殖也是合理的。只要农民能够提高经济规模,具体说是扩大土地经营面积,就可以提高收入水平。
在中国一些地方,有的家庭耕作面积到了千亩以上,农民把自己大学毕业的孩子也叫回家务农了。总体上看,说农民收入低有合理性,是因为农民有效劳动时间少;任何地方只要农民“忙”起来了,收入通常就比较可观。但又可以说农民收入低不合理,是因为农民的有效劳动时间少,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怪罪农民,我们的体制破坏了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农民的自由迁徙受到了限制。
有人说如果农民搞高附加值农业,例如种植花卉,即使耕作面积小也会挣钱。这话大体不错。但是,这一类农业往往投入比较大,农民如果一窝蜂去搞,市场价格会下降,农民亏得会更厉害。事实上,在中国许多地方,农民在这些领域的收入也不稳定,往往是前几年挣钱多,后几年就不行了。原因是这些领域竞争程度很高,农民进入相对容易,只要农民看见有钱可赚,就大规模进入,价格就被拉下来了。只有一些劳动力比较缺乏的地方,竞争程度比较弱,这些产业才会稳定下来。但比较而言,在高附加值农业中,流通领域赚的钱相对多一些,从事直接种植的农户平均日工资也很难高过打工收益。
那么,依靠国家补贴农民的办法来提高农民的平均收入又如何?这也要具体分析。补贴是必要的,不过要通过补贴使本来就业不充分的农民能获得与城市平均工资一样的收入,那就会大大降低国家的经济效率,使农业的竞争力下降,使全国人民的食物开支成本大大提高。例如,要让4亿多农村劳动力的收入赶上城市的收入水平,国家的直接补贴每年要在1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差不多是现在直接补贴的300倍左右。相反,如果在农民的经营规模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上国家给予农民补贴,不仅花钱少,农户平均获得补贴的绝对数也会大大增加。
一个坏处与两个好处
总的说来,现在好的劳动力跑到城市,剩下所谓“素质差”的农民搞农业,有一个坏处和两个好处,但坏处也不像我们想得那么大。劳动力素质差,当然不利于农业发展。但要注意,现在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提高了,劳动强度也大大减轻了,一些老人和妇女有可能承担原来需要强壮劳动力承担的工作。这就是中国这些年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幅度很大的情况下,农业还能不减产的原因之一(研究表明,影响产量最大的因素是农产品价格)。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两个好处是明显的。第一,大量劳动力转移之后,有可能使留下的农户能获得更大的土地经营面积,从而提高农业总收入(这种可能性有多大,要看制度设计如何);第二,劳动力转移意味着劳动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国家经济效率提高了,城市经济扩张了,使财政对农业的援助能力也能提高,援助对象可以减少,农民收入的增加也就更容易了。
总的来说,中国现在处于经济结构的大调整过程中,再经过20年左右的发展,有可能使农村人口减少到总人口的20%左右,农业GDP占国家GDP的比重会更低到5%以下,那时,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就稳固了。党国英认为,现在不可采取逆向调节政策,人为地要大量受高等教育的人到农村务农;也不可把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渠道堵起来。逆向调节政策反而会使农民收入下降,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国家需要采取更积极的城市化政策,以便为“城市支持乡村、工商反哺农业”创造更好条件。
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样一个趋势,政府有关部门可能很担忧,一些青年学生似乎也很忧虑,但党国英认为这些忧虑是不必要的。近几年按官方的统计数字看,每年农村居民净减少1.6%,如果能采取更积极的城市化政策,这个速度还可以继续提高。中国发展的潜在机会还很大,农民收入增长的前景也不可限量,就看国家能不能采取包括就业制度、户籍制度、行政区划制度和土地制度等方面的一揽子深入改革的措施了。(党国英)
(责任编辑: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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