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峰“乞讨”：作家“包养体制”的黄昏

　　把最应该讲究“独立”、“自由”的“作家”和“文学”纳入体制内，在权力－利益的引诱下以权力－意识形态的符码来对“文学”进行编码，只会导致“文学”的死亡。

　　它既掐住“文学”的咽喉，也构筑起话语霸权和资源垄断排斥没有进入这个“利益共同体”的作家。

　　野地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他们即使不会改变历史，也会在社会上欣起一股风浪。作家洪峰不会想到，他的乞讨行为，在2006年成为一个热点“文化事件”。

　　不得不说，一个乞丐或穷人乞讨并不会引起大众的关注，因为“乞讨”这一行为对于行为者的价值判定与他们的身份在社会的价值排序中的位置对应。屈服于这种价值排序的大众当然不会觉得他们的乞讨有什么稀奇，因为这种乞讨符合乞丐或穷人的身份———行为与身份之间的对应关系已经被社会合法化了。

　　但是，如果一个人的乞讨不是这样，并且他的身份又能切入一个给人以刺激的结构性背景，那就不得了了。

　　洪峰的“乞讨牌”上写有“作家”二字。对此产生的反应是，“乞讨”与“作家”在社会的价值排序上是不能组合在一起的。

　　“作家”同时也是一种“集体称谓”，对应于一个群体的较高的结构性位置。故而，作家乞讨，简直是社会耻辱。这种潜意识与计划经济时代的规则一脉相承：作家因被纳入体制内的权力－意识形态秩序，相对于大众来说不仅在精神上要“崇高”，而且拥有某种特权。

　　然而洪峰及一些支持他的人不会想到：对作家进行包养的体制规则已经无法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获得合法性了。洪峰不无撒娇嫌疑的乞讨行为实际上是对这种规则的悲壮作最后一次捍卫。

　　能够自食其力且已具权利意识的人不得不追问：纳税人凭什么要出钱以国家的名义去养一帮不提供公共产品的人？这并不是“国际惯例”而是“特例”。一个按理应该具有“独立之人格”的人又怎么好意思屈服于体制内的权力－利益关系而要求被“包养”？

　　这既是“偶像的黄昏”，也是“包养体制”的黄昏。权利的逻辑和市场经济的规则不仅会解构掉体制内所赋予“作家”的特权，而且与人们的这一点判断相契合：把最应该讲究“独立”、“自由”的“作家”和“文学”纳入体制内，在权力－利益的引诱下以权力－意识形态的符码来对“文学”进行编码，只会导致“文学”的死亡。

　　它既掐住“文学”的咽喉，也构筑起话语霸权和资源垄断排斥没有进入这个“利益共同体”的作家。而且，因它的话语霸权，无形中它窃取了“作家”和“文学”的标准。不需要想像，“包养”体制下的土壤又能产出什么样的“文学”。

　　在“作家乞讨”这个文化事件中，无论是指责还是支持洪峰个人都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已成为一个公共性的符号，而这个符号可以消失在公众审视“包养体制”的视野中。他的行为本身没有开创什么，但却在这个已不同于以往的时代引发了充斥于公共领域非同以往的对“包养体制”合法性的质疑。由于计划经济时代政治与文学的复杂纠缠，它同样引发人们对“权利”与“文学”的双向思考。

　　洪峰最后发表声明退出各级作协，但不是因为对“包养体制”的厌恶，而是想摆脱烦扰。对于一个功成名就的人来说，“退出”并无多大损失，相反倒有可能是一种可以转换的道德资本。从这个意义上讲，洪峰的言论更多地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包养体制”的成功：由于它巨大的诱惑力，一个人对它的“精神断奶”相当艰难，这不仅是作家个人的精神结构的事，而且还有作家的“文学想像”很难离开体制内的承认这一事实。文学及其“精神”，可谓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