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监督指导集体企业：边界何处？

　　政府监督指导集体企业：边界何处？

　　双面华生：一个集体企业的改制泥潭

　　集体所有＝集体没有。华生今日被两种力量撕扯，实为十年里集体所有缺位的总爆发。通过1997年前后的清产核资产权界定运动，多数集体企业或通过产权量化到个人，或转卖或兼并等形式，都明确了产权归属，而华生，由于体量太过于庞大，又位于强政府势力下的上海，在明确了集体所有之后，产权就延宕在半空。

　　正如国家发改委课题组在《集体经济深化改革的研究》报告中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以后新办集体企业在清产核资界定产权后，只是解决了产权归属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产权主体和责任主体的问题。

　　事实上，华生的问题并不复杂，华生化工作为有限责任公司，应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行事，三方股东——李隆铭、持股会、古象中心按照股权比例行使股权。而古象中心，作为产权界定明确的集体企业，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条例》行事，召开全体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即为古象中心的意思表示。

　　现在的问题是：所谓政府对集体企业拥有监督指导权，这份权力从何而来？边界何处？

　　江平认为，政府主管部门和集体企业应该是行业指导关系，集体企业不同于国有企业，应该区别领导关系和指导关系。政府并无权干涉企业的产权和领导人选举，职工大会或者是职工代表大会是集体企业的权力机构，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等重大决定，集体企业可以自主决定。

　　这其间的逻辑其实非常简单——谁出资，谁受益，谁担责。国资委之所以能够行使出资人权力，是代表国家，即全体人民。而集体资产并不存在这个问题，产权明确，职工代表大会完全有能力行使出资人权力，并不需要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代为行使。在产权改革这样的问题上，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并没有决定权，所谓的监督指导权，应严格限定在监督指导企业的改制方案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是产权人——即职工的真实意思表示，政府部门则无权干涉，如此，才是厘清了政府对集体企业监督管理权的边界。（周志祥/上海）

　　法律缺失延后推出股指期货

　　恢复繁荣之后：中国股市的成长之道

　　有业内人士指出，倘若把推出股指期货全部准备工作分成十步的话，目前“仅走三步”。笔者以为，法律缺失是延后推出股指期货的主要原因。这是由有效防范和严密控制因股指期货而引发的市场风险的形势所决定的。股指期货作为一种重要的金融衍生工具，一方面，可以为股票持有者规避、分散或降低股票市场价格变动的风险，但另一方面，股指期货绝不能达到根除风险的目的，并且，其本身所具有的金融资产的虚拟性、较高的流动性和交易的复杂性，加之现代电子通讯网络的高速发展和运用，以及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日益发展的一体化趋势，股指期货监控不当可能会引发新的更大的市场风险。

　　对一个新兴加转轨时期资本市场而言，首先要加强金融衍生工具的市场风险管理的立法进程和法律体系的建设；其次，加强对股指期货运行和交易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诸如操作风险、结算风险、交割风险、信用风险以及市场纠纷和法律诉讼等规章制度的建设；再次，加强对股指期货市场各个参与主体规范运行的管理，重点是促进期货公司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制定和实施有效的业务合规制度和风险内控制度，加强保证金安全存取的管理，不断壮大期货公司资本金规模和增强抗风险能力；第四是要加强监管人员的队伍建设，大力倡导金融期货知识的学习和运用，努力在监管理念、监管方式和监管措施等方面开展创新活动，不断提升市场风险管理水平。（江磊/合肥）

　　合宪性审查：法贵在行

　　监督法实施第一例:“同命不同价”司法解释成标靶

　　广州律师周玉忠选择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正式实施的第一天，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公民建议书，要求对最高人民法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行合法性、合宪性审查。

　　公民包括学者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更关键的是有关审查机制的启动。周玉忠的举动也意在启动人大监督程序。我国《立法法》和相关法规对违法、违宪审查早有规定，2005年12月制定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和今年开始实施的《监督法》对司法解释的违法审查程序也作了规范。法贵在行。法律实施的动力来自多方面，目前来说，前述相关法律的实施，最大的动力来自民间。

　　自孙志刚事件后，公民提出审查建议的案例越来越多。最近即有诸多实例，除周玉忠外，学者和律师周泽在公路养路费问题上向有关部门提出挑战，河南10律师提出建议取消暂住证，上海律师姚建国发给全国人大的一封公开信，指出深圳警方将妓女嫖客游街示众事件中的违法、违宪行为。

　　周玉忠对自己有一个定位——“责任公民、市民律师”。建设法治国家，就是建立与每个公民利益都有关的国家，基于对自己利益的关心，每个人都会成为“负责任的公民”，周玉忠等人就是典范。推动制度的前行需要不停的尝试，律师和相关专业人士以及法学家群体的地位决定，他们会对法治建设发挥重要的作用。现在需要更多人站出来，用一个个具有扎实的根据和法理上有力理由的案例，推动规则和秩序的建立和完善。（北京/覃旭）

(责任编辑：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