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无奈地站在曾施工的小区门口。层层分包示意图显示，民工处在链条最底端。本报记者刘丽普/摄
对一起并不复杂欠薪案的调查
本报记者 刘丽普
核心提示
这是一起并不复杂的欠薪案。按理说，开发商将工程款全部支付给了承包者，不管工程被转包了几次，承包方下面的大包工头、小包工头和最底层的民工，都应该比较顺利地拿到工资或工程款。
但是，由于此过程中诸多不规范因素的存在，来自赵县的二三十名民工一年多都拿不到为数不多的几万元工资和材料。
情急之下，他们不仅封了参与施工的生活小区大门，还曾将承包者、“大包工头”“软禁”了3天，惊动了当地公安、劳动和城建等多个部门。目前，问题仍在僵持中，且越理越乱，越发地复杂起来。
1月10日下午，天空中飘起了细小的雪花，天气显得格外阴冷。解秋华、魏领发、解力彪等十来个来自赵县的农民工拉起了粗重的绳索，拦在了赵县碧水庄园生活小区的大门口。
一年多来，这是民工们第二次堵住了碧水庄园的门口，他们寄希望通过此举尽快拿到讨要了一年多的血汗钱。
“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要了一年多也没结果，至少我们是在这里干的活儿。”53岁就花白头发的解秋华每天骑15公里多的摩托车来到县城索要工资，当初工人是他找来的，“快过年了，大家都需要这笔钱，天天有人到家里问。”
生物链：5个层次的关系链
在该欠薪事件中，我们有必要先理清其中的关系。
碧水庄园的开发商是石家庄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其中2-5号楼的外网工程、警卫室、泵房等工程的合同是甲方与省会冯某个人签订的。
冯某并没有具体操作工程的施工过程，而是将工程交给了一个叫刘新辉的包工头(为方便区分，权且称大包工头)具体施工。刘新辉又派梁林到施工现场负责相关工作，接收沙石材料、给工人发放工资等都要经过梁林之手。为此，还引出了梁林不被刘“信任”。“我进退两难，石家庄回不去，工人们也不会放我走”，梁林说。
具体到施工过程，赵县李双发与刘新辉曾签订过相关协议，施工的工人却是解秋华找来的，约30人左右。虽然解秋华向记者解释说自己只是民工代表，但在工人们和其他人看来，他也算得上一个“小包工头”了。
这样在开工前，一个包含甲方、承包者、大包工头、小包工头、民工等5个层次的关系链就已经存在了，只要有一个环节“掉了链子”，作为最底层的民工就很难拿到工资。
工资款：被忽略的环节
解秋华说，他们是2005年10月份进场干活的，工程后期的12月天气条件十分恶劣，冷得让人难以忍受，施工时不少人都流泪了，但为了多挣一些钱，大家都坚持下来了，而小区里的房子早就可以入住了，工人们拿到工资却遥遥无期。
解秋华说，刚开始施工时，10天一发工资，工人干起活也挺有信心。可到了11月份，民工的工资再也没影了，刘新辉总是以还没有对清账和甲方还没有支付工程款为由来拖延。“从2005年的12月底到2006年的7月份，找过无数次后，刘新辉终于写下了3张欠条，这时离工人们撤出已经半年多了。”
有刘新辉按了手印的3张欠条上显示，欠条写于2006年7月8日，金额分别为1970元、18000元、1670元，“至2006年8月8日前付清，如违返(反)上时期，愿意负法律责任”。
解秋华说，有了欠条，拿到钱同样是没影儿的事。解承认，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工人们曾联合起来封过碧水庄园的大门，也曾与刘新辉和冯某共同“熬”过3天3夜的时间，惊动过赵县当地的派出所、公安局，找过劳动、城建部门，也去法院问过，“这又能怎么样，最终还是拿不到钱。”
与解秋华和民工们不同的是，魏领发被拖欠的是沙子和石料款，上面有“梁林”的签字。5张收据的数额分别为3472元、3168元、4536元、1386元、8820元，共2.1万多元。魏领发说，在他曾分三次拿到过7000元，最后一次是2005年春节前，“后来，为要回剩余的钱，我要过多次都没有结果，其间刘新辉还‘失踪’过好几个月。”
魏领发、解秋华和工人们之所以选择在小区门口“闹”，他们认为“甲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解说，在刘新辉写下欠条后，在城建部门的参与下，将欠条的复印件留给甲方一份，目的是结算工程款时，将拖欠工资事情考虑进去。实际上，甲方与冯某在11月份结算工程款时，早已将此事“忘记”到了九霄云外。
包工头：被“胁迫”打欠条？
11日，记者见到了该关系链条中的承包者冯某和大包工头刘新辉。冯某说他已经与刘新辉结算清楚，所以，欠薪的焦点就集中在刘新辉身上。
“从我内心来讲，对欠钱一事表示愧疚，也打算春节前将这件事做个了结，但该给的钱我一分不少地给，多出的钱一分也不会给”，刘新辉见到记者的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刘新辉解释说，他没有按时支付工人的工资和沙、石料款，是有多种原因的。首先，一下子拿不出那笔钱，因为外面的欠款也不少，正在一笔一笔地讨要。更主要的是，不管是民工工资，还是沙、石料钱与他预算中的都有不小的差距。
“你知道那欠条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打的吗，他们中有人要打我，拿凳子砸我，那个凳子还缺一条腿。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工程结束以后又多出来200多个工。”刘新辉说，他是被胁迫的，具体的工资根本没有那么多，还应该去除工人与甲方的人打架被扣的几千元钱，“当然，甲方是否该扣这笔钱，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对于是否“胁迫”打欠条一事，解秋华完全否认。“他先是说在5月1日前结算清工资，后又一再拖延，到7月份后又说账目还没有对清楚，其实之前早对了好几次账。8日那天与刘新辉对了一天的账，还是不打欠条，我们当然着急了，让他打了欠条再走，过分吗？”解秋华说，当时他和李双发都在场，根本不存在“胁迫”之说。多出的那200多个工是工程结束后，他及其他人平整路面、做杂活等工作，“这些工作都是在刘新辉和梁林的要求下干的，为干这些活，我去年腊月二十七才回到家。”
至于没有完全支付魏领发的沙、石料款一事，刘新辉是这样解释的：“从我的估算看，根本没有那么多钱，并且梁林一直没有将账目交给我，梁林背叛了我。”刘承认，出现今天的局面，有财务不规范的一面。
面对这样的说法，梁林感到十分委屈，“我里外不是人，他可以来算呀，用了多少料、该支付多少钱，一算不就清楚了吗？这只能说是他(刘新辉)给自己推脱的理由。”梁林说，因为很多事是经过他的手办的，不仅自己的工资没拿到手，还尴尬地夹在中间成了“替罪羊”，前几天妻子的手机、首饰和其他一些工具都被工人抢跑了。
“极端”讨薪：72小时“软禁”事件
10日下午，甲方物业的负责人范女士对记者说，公司已经与冯某结算清楚了，应该可以说，欠薪事件与甲方已经没有关系了，并向记者出示了签署于2006年11月28日的“清算协议”。“即便是这样，我们一直在参与协调这件事，工人们说找不到刘新辉，我们想办法与他联系上，并叫到赵县来，但他们没有谈成。”
也就是2007年元旦前夕的这次谈判中，发生了彼此都不“愿意”看到的“软禁”事件。
“我一到达赵县，民工们就说，如果不付清钱，就别想走，他们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整整72小时。”刘新辉说，在他被“软禁”1天后，作为调解者的冯某来到赵县后，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最终，是刘新辉与冯趁机将房间门锁上后，将民工关在其中，才得以脱身。那次，他们答应分两次付清这些钱款，但由于还款数目上的分歧，借来的1.5万元也没有派上用场，以失败而告终。
事情发展到现在，由于被“软禁”的阴影，刘新辉决定不再去赵县谈判工资的事情，而民工也不愿意到石家庄来谈判。10日那天，本来双方约定好来石谈判的，民工临时“爽约”，“到石家庄就能给我们钱吗？”
欠薪隐患：非法转包是祸首
其实，施工过程中的不规范因素，从一开始就预示了这起欠薪发生的可能性。
承包工程者是个人，不是有相关资质的公司。之后与施工相关的几个环节中，不管是包工头，还是单纯出卖劳动力的民工，所有人的利益都没有任何法律方面的保证。现在，面对理也理不清楚的账目，刘新辉十分渴望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而民工们铁定了心是“绝对不上法庭的”，先交钱不说，时间上根本拖不起。
一位多年从事建筑行业的业内人士张先生说，在我省的建筑行业中，发生这样的事情太正常了。“现在有几个工程是正规的、有资质的公司具体做的，绝大多数是个体或私人在做。”张先生说，在业内，利用其他公司的资质和账号，交纳1%-3%的管理费，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在我省的建筑工地中，哪个工地上没有包工头？”
被央视评为“2005年度十大法制人物”的张志强，本身是“农民工”出身，对建筑工程中的非法分包、转包深恶痛绝，他认为，农民工的利益就是从这些分包、转包中一次次被蚕食着。他说，一个建设集团单位下属几十个、上百个分公司或子公司，这些分公司或子公司多数是私人承包制，打着集团公司的名义进行挂靠，让他们借用资质证书、越级承揽，违法分包等不正当手段获取工程，承包方获得工程后，再几经转手，层层分包。
张志强进一步举例说，一个总承包为1亿元的工程，预算人工资在4000万元左右，总承包提留10%，剩下3600万元。依此类推，项目部提留10%-20%后，肢解发包、承包、转包、分包给施工单位，再给小的项目部、包工头，每一个环节都会提留10%-20%。通过这一系列的层层转包，明抽暗抽之后，到最后只剩下2300多万元。
只要建筑市场上这些不合规则的因素存在，工程非法层层转包、分包，形成一个又一个的“三角债”、一笔笔的“糊涂账”，吃亏的总是关系链中最底层的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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