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刘瑞川访谈

　　新闻提示

　　法院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终场所，一个健康、有序的社会，其基本手段就是通过司法来化解矛盾、解决纠纷，因此，公众对司法机关寄予了很多期望和要求。回顾2006年，从死刑二审开庭到司法大调解，审判领域事件颇多，而当时间的脚步跨进2007年时，我们更关心这个领域中有哪些宿疾是有望解决的，有哪些新政是我们可以期待的，河北的司法官们将以何种姿态迎接热度颇高的这场司法改革。

　　人物简介：

　　刘瑞川，1946年9月生于河北滦县，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现为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二级大法官。

　　改革高举人权旗帜

　　记者：今年法院系统的一个重点就是死刑二审开庭，我们看到，河北在这方面的力度很大。我还曾经看到您亲自主审了一起死刑二审案件，作为一个这样案件的主审法官你有什么感受？刘瑞川：我更深切体会到了公开审判的意义。不公开审理，法官职权过强，当事人权利太弱，会导致司法神秘和暗箱操作，要想避免司法腐败、冤假错案，最有效的“灵丹妙药”就是公开审判，因此，我大力主张让控辩双方尽最大可能“对簿公堂”。记者：记得当时在庭审中您曾经对被告人特别使用“请”字，我们报道说刑事审判也越来越人性化了。最近，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称：“要最大限度减少死刑”。那么，“生死判官”们将如何处理“宽严相济”、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关系？刘瑞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院的工作首当其冲，而和谐社会中法院一个最重要的着眼点就是保障人权。不但要保障被侵害人的人权，而且也要保障每一个被告人的人权，要切实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到刑事追究，防止错判错杀。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曾经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相当于十次犯罪。”他将后者形象地比喻为“污染河流”，而视前者为“污染水源”。错判一个人、错杀一个人所带来的社会负面效应，危害之深，就像污染了我们法治的水源。我们在刑事诉讼中，要坚决贯彻慎重原则，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量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记者：最高法院刚刚收回死刑复核权，请问，此举对我省死刑案件的审判将带来何种影响？刘瑞川：死刑复核权收回后，作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审判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它对刑事审判的质量、效率和能力都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我们法院专门为此举办了培训班，增加了两个刑事审判庭，要求凡是法律规定可以公开审理的死刑案件，一律公开审理。其实在半年多以前我们的工作就开始了，如今刑事审判进行得非常顺利。记者：我们知道，除了行政职务之外，您还是一位具有很深素养的法律学者，如今很多专家提出废除死刑的理念，您认为是否有这种可能？刘瑞川：我们国家不废除死刑，但要慎用死刑，保证不错杀一个人。

　　大调解不会影响司法权威

　　记者：我们注意到，去年我省司法调解不仅力度大，而且作出了很大突破，我省民商事案件调解率上升了6个百分点，请问您对下一步的司法调解机制有何打算？刘瑞川：我们将进一步加大调解力度，由原来的民商事案件调解，扩大到行政案件、刑事自诉案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民事部分、行政赔偿案件都应当调解。对行政案件、国家赔偿案件要加大沟通、协调力度，对执行案件积极促进执行和解，还有申诉案件的调解。在诉讼过程中，还要进行诉前、诉中调解。今年刚被贵报评为“感动河北十大人物”的易县法官樊德生，就是我们调解工作的一个典型。我们要好好推广典型经验。明年调解率还将有大的提升。记者：我们也听到民间的另一种声音，目前一些法院过于强调“调解率”，并以之作为衡量法官业绩一项重要的指标。有人问，这样是否会影响法律的严肃性？您认为司法调解与法院判决的关系应该怎样处理？刘瑞川：我认为调解丝毫不会影响司法权威。司法审判是以强制力为后盾的，调解书和判决书同样具有强制力。另外，调解也是在弄清法律事实的基础上做出的，这样的结案方式有利于社会和谐，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又符合法律的本质要求。从法律上讲，“自认是证据之王”，调解就是在“自认”基础上的一种让步。我们的原则是：当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

　　让没钱人打得起官司

　　记者：记得您曾经在全国率先提出对城市“低保户”和农村困难群众一律免收诉讼费，这项规定如今执行得怎样？肖扬院长最近也曾经表态：“要让无钱者打得起官司，有理者打得赢官司。”请问，新的一年中，法院对贫弱人群是否会有新的眷爱举措？刘瑞川：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将在今年4月1日起实行，其中很多内容我们早已经开始实施，我们将拓宽人民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为确保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打得起官司，对追索农民工工资，抚育、扶养、赡养费，交通、工伤事故赔偿费案件，以及伤残、孤寡、低保人员等起诉的案件，坚持快立、快审、快结、快执，并一律减、免诉讼费。去年我们就减、免诉讼费310万元，比前年上升28%。今年这个力度会更大。

　　解决执行难仍是法院的一项重要任务

　　记者：去年，很多媒体曾经报道过街头卖判决书的事？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针对法院判决执行难，我省情况怎样？究竟该怎样解决这个难题？刘瑞川：在执行方面，我们确实想了很多办法，比如悬赏执行，设立曝光台，小标的额案件集中执行。去年，我们还建立了由党委领导、有关部门参与的解决“执行难”联席会议制度，一年执结各类案件9万多件，同比上升20.2%，标的金额达112亿元，破了历史记录。我省的“执行难”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但是，至今，解决执行难仍然是我们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遇到百姓喊冤认真对待

　　记者：您有没有碰到过上访的人拦住您喊冤？遇到这种情况您怎么办？刘瑞川：遇到过。我每次都会耐心细致地处理，确有冤情的一定解决；属于对法律理解有偏差的，我会给他们释法解疑。比如保定一个老上访户，我就是通过辩法析理最终得到了他的理解。我也曾经多次向我们的法官们强调这一点：对待涉法访一定要耐心细致周到，要有热情和关怀之心。另外，我们更鼓励群众用理性合法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记者：去年法院搞大接访声势很大，集中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百姓申诉渠道仍然存在一定的困难。作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您认为该如何处理集中接访和常态接访的关系，怎样把这项工作制度化？刘瑞川：法院系统正在推行判后答疑，携卷下乡，就地办案等机制，针对上访多的地市，省法院直接派出合议庭，长期驻地接访，就地办案，有效减少了赴省进京上访，各级法院也要坚持开门接访、带案下访。去年，我省到最高法院上访数量大幅度下降。今年，我们还要采取立案听证、提级再审和再审调解等方法，不断加强和改进审判监督工作。

　　坚决惩治司法腐败

　　记者：今年深圳“破产窝案”震惊司法界，法官集体腐败案发人深省，请问怎样才能防微杜渐，控制司法腐败？刘瑞川：对深圳这个案子我们省法院领导班子都相当关注，从三级法官管理上查漏洞。我们已经成立了“全省三级法院委托评估拍卖领导小组办公室”，凡是较大标的额的评估拍卖，一律由省法院评估办公室摇号确定，实行公开透明的办法。这些举措马上就会实施。在惩治司法腐败方面，我们更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整顿措施，有这么几条：一个是结合案例给法官上廉政党课，一个是层层签订和落实司法廉政责任状，对有反映的人及时诫勉谈话，我们还对很多案件采取及时进行通报、建立司法档案和廉政档案、加大案件查处力度等一系列措施，有效遏制了干警违法违纪案件的发生。去年，全省法院有31名干警因违法违纪受到查处，比上年下降了46.6%，比2003年下降了74.6%。

　　严格实行法官准入制度

　　记者：长期以来，法官的业务水平曾受到社会质疑，“乡党委书记调任法院院长”、“非法律人士做法官”惹出的笑话也为人诟病，请问，如今我省法官的整体水平如何？法院进人关是否已经很严格？刘瑞川：我们法院从2003年换届以来，从省、市到下边三级法院都提高了门槛，严格实行法官准入制度，凡是没有通过司法考试的，绝不允许当法官，凡是没有法官资格的，一律不准进入合议庭审理案子。上级法院也加大了对下级法院的协管力度，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我们系统内没有不符合要求的法官。

　　法官举止要合乎规范

　　记者：媒体曾经关注过湖南娄底法院开庭时法官打瞌睡、书记员玩游戏的事。对此，我省法院怎样规范法官的行为举止？刘瑞川：我们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法院正在结合规范司法行为，促进整改，其中一点就是规范法官的行为举止和法言法语。如今，各中院基本上都在开庭时同步录像进行监督。

　　从都市报中看到民意

　　记者：我知道您很喜欢《燕赵都市报》，每天都会看，可是我们这类报纸上也经常出现对法院审判的监督性报道，甚至被你们称作负面报道的内容。那么，您怎样看待公开审判和舆论监督的关系？当司法审判的独立性和媒体的正当采访权发生碰撞时，您认为应当如何处理？刘瑞川：我看到《燕赵都市报》经常曝光一些法院系统的问题，但我仍然非常喜欢这张报纸，因为它贴近民生，我从里面能看到真实的人民群众的声音。法院的公正与效率是法院永恒的主题，实现司法公正，除了法院内部的制约机制，我们还需要外部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利必然导致腐败，媒体是监督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们虽然是独立审判，但法院是人民的法院。法院欢迎媒体监督，绝不护短，怕失体面的想法是错误的。记者：人大监督是非常重要的监督方式，对于人大代表的监督您如何看待？刘瑞川：人大监督法从今年1月1日起实施，这部法律对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一府两院”的范围、方式和程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规定，是构建人大常委会监督机制的重要法律。监督法的实施对审判机关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正在认真学习贯彻，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本报记者：吴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