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郴州“舆论监督奖”：干部要勇于面对舆论监督

　　媒体记者采写舆论监督报道可以得到奖励，甚至可能获得“荣誉市民”称号。湖南省郴州市委宣传部日前发出的《关于进一步支持新闻媒体工作的意见》透露的信息，经新华社报道后，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评议。邱炯绘

　　也是在郴州，一年多前，在原市委主要负责人的授意下，市委宣传部发出了一个文件，对新闻媒体在郴州的舆论监督规定了“三不准”，说是不准给媒体提供新闻线索、不准接待外地媒体、不准与外来媒体记者联系合作。

原市委主要负责人更是气势汹汹地说，对到郴州搞“负面”报道的记者，要“没收”“砸烂”他们的采访设备，把他们“驱逐出境”。虽然这个短命的文件刚刚出台就遭到上级的严厉批评，最后灰溜溜地收了场，但人们至今对郴州市委个别人当年抵制舆论监督的那场闹剧记忆犹新。

　　从规定“三不准”、限制和抵制舆论监督，到热忱欢迎、主动接受和“奖励”舆论监督，人们从中感受到郴州重新寻回的自信、从容和气魄。新任市委书记葛洪元说，媒体的舆论监督是监督体系的重要部分，“对一个地方发展很重要。”

　　郴州市出台的这份文件，设立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奖项——“舆论监督奖”，用以奖励“通过舆论监督对郴州工作产生重大推动作用的中央、省级媒体记者”；同时，“对促进郴州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贡献的记者”，市委宣传部将建议市政府授予其“荣誉市民”称号。这又向社会发出了一个信息：舆论监督不仅“重要”，而且应当得到鼓励和“奖励”。大相径庭的两件事情发生在同一个地方，而且时隔仅仅一年多，给人们的启示也许不仅是简单的政策“奖励”所能囊括的。

　　实际上，舆论监督作为党和国家的监督制度之一，已经被列入党内监督条例和相关法律法规；只是在实际工作和日常生活中，这种有效监督形式有时遭到一些别有用心又大权在握的人恶意抵制或有意“收买”。当年发生在郴州的抵制舆论监督的事件，在各地决不是“个案”。党内监督条例明确规定，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要重视和支持舆论监督，自觉和主动听取来自新闻媒体的意见，并根据舆论监督的要求推动和改进工作。这就再清楚不过地阐明了舆论监督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拒腐防变中的现实作用，也是对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的工作要求。

　　从这个角度说，郴州市委“奖励”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做法，既是对舆论监督工作的重新认识，也是对党规党纪的坚定执行，还是对党内正常政治生活的正本清源。当然，对于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仅仅靠“奖励”还是远远不够的，加强自我约束、切实尊重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权利，才是防范各种风险、主动改进工作的正确态度。此外，除了“中央、省级媒体”，还应当充分发挥当地媒体的监督作用，把舆论监督与党内监督有机结合起来，让各级组织、各级干部都能置于各种形式的监督之下。

　　“从善如流”、“惩前毖后”都是我们党一贯的传统和作风。舆论监督和其他监督形式一样，目的都是为了暴露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改进工作。有专家指出，把舆论监督列为党内监督的一项重要制度，表明我们党对舆论监督重要性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党的各组织和领导干部，都应当勇于接受舆论监督、积极支持舆论监督。在这一点上，郴州市委宣布“奖励”舆论监督，无疑是值得称道的。(侯严峰)

　　新闻缘起：

　　媒体记者采写湖南郴州的舆论监督报道，不但有可能得到“舆论监督奖”，还有可能被授予郴州市“荣誉市民”称号。这是记者12日从湖南省郴州市委了解到的新信息。>>>>点击详情

　　各方反应：

　　叫好：

　　中共郴州市委书记葛洪元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媒体的舆论监督是监督体系的重要部分，主流媒体在做正面报道的同时，对社会丑恶现象加以披露非常必要，对一个地方发展很重要。郴州市委、市政府支持设立“舆论监督奖”，其意在以“更加开放的思维、更加开明的态度”支持新闻媒体开展工作。

　　质疑：

　　1月11日，中共郴州市委办、市政府办转发了市委宣传部《关于进一步支持新闻媒体工作的意见》，其中提到设立“舆论监督奖”，“专门奖励主动把舆论监督线索交给郴州调查处理或通过舆论监督对郴州工作产生重大推动作用的中央、省级媒体记者”。既然想通过媒体记者提供的线索及早发现问题、改进工作，为何不奖励更熟悉情况更容易发现问题的本地媒体记者，而只限于“中央、省级媒体记者”？因此，这种令人费解的做法，被人怀疑可能是在通过“远交近攻”达到变相抵制舆论监督的目的。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健全的媒体会有舆论监督的“天然冲动”，对此，有人归因于“新闻人的荣誉感”。所以，对媒体来说，创造一个“适合”舆论监督的环境，比“奖励”舆论监督更重要。一个正常的媒体，在乎的是自身拥有的权利能否落实；整天盘算着如何把舆论监督线索“转化”为“好处”，弄不好，是要养出“专业敲诈记者”的。

　　这种混乱了监督者与监督对象关系的“舆论监督奖”，是对舆论监督的“软抵制”。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政府作为被监督者还很难真心欢迎对自己的监督，但公然抵制舆论监督显然不可行，而通过只奖励那些适合自己“口味”的监督却能有效地控制舆论监督的价值取向。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喜欢选择这种“软方式”抵制舆论监督，比如某地出台规定高额奖励正面报道，比如某地规定被采访单位负责人必须亲自接待中央、省外媒体的采访———这些对舆论监督的“软抵制”值得警惕。

　　公共权力对待舆论监督的正常心态，归根结底有赖于法律强制和制度设计训练养成。缺少法律保护的舆论监督，只能是自身难保的孤胆英雄，再多再大的奖励，看起来都不合时宜，缺乏诚意；而缺少了分权制衡的公共权力，只会是喜怒无常的假面之人，连偶尔的善意，都令人难以领受，不可思议。如此而言，媒体所期望得到的，实在不过是舆论监督的正当权利，而远不是什么舆论监督奖励。

　　网民论政：

　　新华网友：

　　现在的监督也很难的，就连纪委也是看人来进行监督，对一把手就不敢监督，和一把手关系密切的部门领导不敢监督。舆论监督更是看人发货，本地的舆论监督部门往往是避重就轻，避领导监督一般人员。

　　新华网友：

　　贪官无法无天,胡作非为,舆论应该监督,把他的丑恶行为暴光,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整个社会才能和谐.

　　新华网友：

　　此举有待事实检验。

　　舆论监督回望2006：

　　制度建设：

　　保护记者的知情权 立法为舆论监督拓宽空间

　　新闻舆论监督运作空间的大小和力度的强弱，是政治文明进步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新闻舆论监督的基础是了解事实真相，新闻记者面对信息的不公开和不透明作为空间很小，是新闻舆论监督的最大障碍，也是我国新闻舆论监督工作难以充分开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责任编辑：赵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