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政协副主席谈改革：一把手要有敢闯精神

　　【来源：《经济观察报》】

　　1月10日，从太原到长治，大约260公里的路程，吕日周的车子跑了2个小时。

　　2000年到2003年，吕日周任中共长治市委书记，在这个太行老区工作了3年，实践过一条令人难以置信的治政之路。而他离开长治担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迄今已3年多。这几年，他对自己有了更为平静的认识，他的车轮锁定在围绕省会太原的新轨道上。他似乎找到了上个世纪最后10年的感觉。那10年，他担任山西省体改委主任——有人戏称为坐“冷板凳”——是公认的调研与写作奇才。而在今天，他的司机对我说，“3年半，跑了24万公里，这是出租车嘛！”

　　这位当年曾以“舆论监督”治理党务、政务而闻名的市委书记，到了山西省政协也本色不改。他说，在山西，“需要监督”的资源比煤炭资源还要丰富，“有那么多的事没有人管”，“挖煤再危险也有人挖煤，监督危险了，就没有人监督了，但是没有监督，危险更大”。

　　不过，尽管3年半跑了24万公里，但吕日周回长治的次数并不多。2006年以来，在长治市领导班子换届之后，他回来四五次，而在此之前，他基本不回长治。2003年之后，对他主政长治期间的一些举措，长治内外都有诟病，有的媒体也曾试图展现“吕日周现象”的另外一面——简单粗暴、一厢情愿——也就是负面的东西。他着力推动的一些项目——比如“南广场”工程——也被搁置了下来。在长治时，作为地方利益格局调整的决定性力量，他严重破坏了官场上一些固有的游戏规则，让许多人疲于奔命。他的离开，着实让一些人松了一口气。——1月10日，我们回到长治的见闻，也证实了这些。

　　现在的吕日周很开心。他说，2001年——即从他担任长治市委书记起——至今7年间，长治市被评为全国最有魅力城市、全国精神文明城市、全国卫生城市、全国园林城市。我担心，他的这种表述会被人以为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但他很自信，“不信你坐坐出租车，问问那些司机，没有几个说我坏话的。”——这种底气十足的话，相信一般人还是不敢说。晚上，见到现任长治市市长杜善学，吕谈起，年前，长治市的财政收入已经越过100亿元大关，在山西全省名列前茅，“这真是不简单”。杜善学说，还是老书记打下的底子好啊。

　　最让他高兴的是，他当年着力推动、被继任者一度搁置的“南广场”项目，又重新开工了。

　　我问他，现在回到长治，最深的感受是什么？他说，7年来，老百姓(对吕日周)的认识是一致的，“干部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更加一致，过去要办的事情，开花结果了”。他认为，人们的认识，是在实践中统一的，在‘干’中统一的，否则老牛拉破车，说不“治”，也在“治”，那就只有慢慢腾腾地“长治”了。

　　“不过，那三年做的事还是太少，距离老百姓的期望还很远。本来还能多做一点。觉得对不起他们。”吕说。

　　我们与这位曾任职长达10年的老体改委主任谈起当下中国的改革。他在长治期间，长治有一个“改革与发展委员会”，“改革”在前，“发展”在后，在全国独树一帜。他本人也足以与中国其他著名改革实践者——原内蒙古卓资县县长张楚、原任安徽省滁州市委书记陆子修、任山东诸城市委书记陈光、原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仇和、原河北无极县委书记刘日等——相提并论。从1983年他在原平县任县委书记时的“政府搭台，群众唱戏”，到1989年后担任朔州市长时提出“小政府、大社会”，他一直是以一个“改革家”的形象而为人熟知。谈起有人提议恢复国家体改委，原以为他会极力赞同，他却说，用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虽不能说已经完成，但已基本获得成功，体改委恢复不恢复，已经不是十分迫切的问题了。他以为，与计划经济相配套的，是一种计划政治体制，现在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开放的目标能否实现，最终要看政治体制改革能否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成功地进行自我完善。

　　吕日周理解的政治体制改革，很大一部分涉及到干部体制问题。他说，中国国情决定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关键在人，关键在党，关键在领导核心”，“我们要特别重视研究党在井冈山、延安执政时的经验和现在正在实践中的活生生的案例”。

　　几年来，一直跟踪采访吕日周。他去年初就跟我讲，现在遇到的体制内问题，仅用体制内的办法很难解决，还必须用体制内的“优良传统”和体制外的“自主创新”相结合的办法才能解决问题。这次在长治，他尤其强调地市和县区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自主创新实践的重要价值，“这就决定了领导核心层、特别是一把手的敢闯敢冒的精神”。有一次我们谈到仇和，吕日周说，“我不赞成用‘强权政治’来概括在民主集中制下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起着模范带头作用的领导干部。”

　　在一些人看来，吕日周的这种逻辑是在为自己辩护，是在寻求其“强权政治”的理论基础与合法性。在跟随老吕回长治之前，我在太原见到山西学者、作家谢泳，他不无惋惜地说，吕日周是一个难得的有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情怀的人，在中国，这种人是有魅力的，但他毕竟属于“前改革时期”的官员，在改革的初期自有其价值，但是现在看来，其局限性很大，对现代政治的洞察力不够，“如果站在他身边的不是柯云路而是朱学勤，那么他有可能做出更有价值的事情。”

　　记得当年在一个讨论会上，学者杨凤春也提到类似的观点，他对面的柯云路则很愤怒地说，我相信你到长治会干得“很悲痛”，或者什么都干不成！

　　不过，现在的吕日周似乎并不关心这些局外人的评价了。他现在热衷于干部体制改革案例的整理与写作。他认为，每一个案例都是一块摸着过河的石头，以若干这样的石头筑成桥墩，进行理论抽象，就能建成可以通过千军万马的桥梁，“这桥梁，就是理论、政策、红头文件、法律。”他说，这些案例如果不总结、不评估、不推广，就会自生自灭，坐在家里写出的文件很难落实，而从实践中归纳、演绎的文件又很难诞生，那么中国的改革就真有可能进退失据了。

　　我们带回了他最近撰写的一篇相关文章，以及一个发生在长治的干部体制改革案例。读者诸君，见仁见智。仲伟志/文

(责任编辑：黄成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