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之爱，理性之光

　　沙青青

　　虽然被后人尊为“近代科学之父”，但伽利略生前却是一个怪人。某日，一群教士来拜访伽利略，结果却瞧见伽利略在自家边上的树林里浇水施肥，活像一个园丁。面对诧异的神父们，伽利略拍拍身上的尘土说道：“让你们瞧见我这模样，真是抱歉得很。

我这就去换衣裳，等穿得像一个哲学家时，再来见各位。”教士们问道：“为什么不雇个人来干这些活呢？”伽利略却耸耸肩回答说：“自己干比找别人干更有趣。”现实中的伽利略就是这么一个怪老头，除了科学家的身份外，始终是一个来自比萨郊区的倔强老农。

　　如大部分天才一样，伽利略为人清高自傲，极不善于与他人打交道，他曾多次把这些教条的宗教卫道士唤作“笨鹅”。伽利略作为个人并无意冒犯教会，他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同时也是时任教皇乌尔班八世的朋友，但是他却在自己著作中公开讽刺教皇，以至于让乌尔班八世怒不可遏。即便面对家人，伽利略也是如此，对自己母亲态度冷淡，称他兄弟都是一帮好吃懒做的“寄生虫”，把妻子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唯独对他的长女玛利亚·切莱斯特是个例外。

　　在父亲看来，玛利亚聪明灵巧，温柔而又善良，总是默默地支持自己的父亲。玛利亚自幼便进入修道院当了修女，平日只能和父亲通信，但就在一封封长信中，父女之间却衍生出了更为亲密感人的亲情。伽利略父女间的通信有百余封保存至今。达娃·索尔贝则通过解读和分析这些书信重新还原了玛利亚修女以及他的父亲伽利略，让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和立体地认识这位科学巨人的方方面面以及种种细节。玛利亚如同是伽利略的一面镜子，透过她的反射，我们能够更为翔实地观察伽利略本人和他的传奇故事。达娃·索尔贝也凭借此书一举获得了《洛衫矶时报》书卷奖，将一个三个多世纪前的故事娓娓道来，而又引人入胜。

　　1633年，由于著作《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对话》中有宣扬“地心说”的嫌疑，伽利略被梵蒂冈的宗教法庭传呼到了罗马。当年，宗教法庭曾以同样的罪名将布鲁诺推上了火刑柱。在《对话》中，伽利略所触及的恰恰是教会最忌讳的一部分，虽然看似是在讨论天文学问题，但这实质上牵扯到了教会所竭力捍卫的意识形态体系的核心。教皇的决心如此坚决，愤怒如此之大，以至于连托斯卡纳公使的劝说和外交斡旋都无法改变宗教法庭严酷的决定，按照公使的原话便是：“教皇对我们可怜的伽利略的情绪不能再坏了。”最终，一切努力均告失败，老迈的伽利略在法庭将施以严刑拷打的威胁之下，最终被迫屈服于宗教法庭，当众认罪并宣布与自己过去的“邪说”分道扬镳。

　　在这次审判后，伽利略也失去了自由，遭到软禁。在屈辱和痛苦的日子里，除了对真理的渴望外，伽利略最重要的精神寄托便是他的女儿。玛利亚在给父亲的信中，动情地写道：“您不必过分重视这些风风雨雨，而是要心存希望，想到暴风雨很快就会过去，并把自己的许多忧愁苦恼变为赏心乐事。”当伽利略遭囚禁之时，意大利各地却不时有瘟疫横行，心急如焚的玛利亚甚至为父亲找来一张预防瘟疫的药方，“我这里给你抄了我手头上一张非常好的预防瘟疫的处方……”然而，最先被瘟疫夺去生命的却是玛利亚自己。

　　1634年，年仅33岁的玛利亚去世了。这一年，伽利略正好70岁。伽利略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提及了自己爱女病逝时的情形，“她忙碌，却没有关心自己，得了痢疾，并在得病6天后去世，这使我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所谓祸不单行，当伽利略悲伤地从女儿修道院回到自己的住处时，宗教法庭的审判官已在他家门口等着了。审判官宣布：伽利略不可赦免，必须遭受软禁至死。伽利略被禁止与同行接触或是发表任何科学见解。但是，这个顽强的比萨老头在朋友的帮助下依旧在荷兰偷偷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两种新科学的对话》。

　　8年后，一生跌宕起伏，此时已然孤苦伶仃的伽利略终于撒手西去，终于有机会能在天国和爱女重温亲情之爱。1992年，教皇保罗二世正式宣布承认对伽利略的迫害并恢复其名誉，理性之光事隔350年后依旧照耀着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