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信访条例》程序更简便 北京上访村缩小1/3

　　信访量增减背后

　　“信访村”可以看成是群众诉求的“温度计”。来这里上访的人一旦多了，说明群众要解决的问题存在“中梗阻”。

　　“现在的上访村比过去缩小了近三分之一”，附近摆摊的当地人老龚说。在接访处门口，《瞭望》新闻周刊接连询问了几位上访“老户”，都得到类似的回答。

　　“来访人数大致在2005年以后不再上升，”最高法接访处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据他透露，过去一年，登记来访的上访者总数还有所下降。

　　中央党校一位教授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人民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是否畅通，在信访渠道可以直接体现出来。

　　信访制度自新中国建国正式创立以来，一直是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形式；是国家机关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一个重要渠道。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和阶层多样化，社会转型、改革中产生许多的问题都通过不同渠道汇集到信访部门。

　　2003年“非典”时期过去之后，封闭了一段时间的来京上访渠道突然开闸“泄洪”，猛增的来访量使有关信访部门应接不暇。“上访村”正是在那个时期形成了规模，最多时据说居住了三万人。

　　2003年底，时任国家信访局局长的周占顺曾指出，当年群众集体访、重复访和群众赴京访上升幅度大、人数多、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在一些地方和行业引起连锁反应。

　　他同时指出，在群众信访特别是群众集体访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

　　波动的“上访信号”受到中央重视。2005年5月1日，新的《信访条例》正式实施。国家信访局有关负责人称，信访渠道不够畅通是信访工作的一个突出问题。畅通信访渠道是保护公民权利，加强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措施。为此，新条例专门增加一章规定了畅通信访渠道的内容。

　　2006年，国家信访局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新《条例》实施一年来，信访总量多年持续攀升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呈现“信访总量下降、集体上访下降、初信初访下降”的态势，基本实现了“畅通信访渠道、创新工作机制、强化工作责任、维护信访秩序”的目的。

　　表现在信访村，就是这里的上访者人数趋稳，并有所下降。

　　“关键是畅通与多元化”

　　“上访村”老住户们抱的希望有着现实背景。

　　从上访量激增的2003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每年都对涉法上访集中进行“老户甄别”。据相关人员介绍，2005年共甄别出长年上访老户262个，每一个老上访户都被指定一名资深法官或审判员，将其全部卷宗调出来看一遍，理出每个人的上访理由，并审查卷宗对照理由是否成立，不成立的也一条一条列出理由，最后结果交给合议庭评议。

　　法院审查的程序非常严格。“到2005年底共结案130个，其中6个案子被提了出来，启动再审程序。”该工作人员说。

　　相比较而言，行政上访的处理程序更简便。新的《信访条例》实施后，各地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加大了处理信访问题的力度。

　　但积压的问题不可能短期内解决，“上访村”也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

　　从信息渠道入手解决社情民间畅通问题，是许多地方的选择。比如山东开通群众来信“绿色邮政”，群众寄往本市、县、乡三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来信，只要在信封右上角注明“群众来信”，一律免贴邮票；江苏省为确保群众诉求渠道畅通，把听证对话制度引入大调解机制，等等。

　　干部个人的沟通意识也在增强。在“市长热线”“信访电话”成为各部门通讯簿上最显著号码的同时，2006年新诞生的林林总总的官员博客，开辟了另一条渠道。2006年4月初，郑州市物价局局长陈军安开设了官员博客，在接受媒体采访中他说，政府部门负责人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沟通渠道却非常有限。

　　“在博客上，上访信息只要及时得到处理，就不存在当面闹得很僵的情况。而机关现有的程序确实比较复杂，从处室到分管领导再到我，太过漫长。”

　　看来，利益诉求渠道的建设仍然有很大空间。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戴焰军认为，随着我国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人们的利益诉求表达意识也日益觉醒。各个利益群体用各种方式反映自己的意见建议，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本身就给现有的诉求渠道造成压力。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王长江则认为，畅通诉求渠道，关键是使诉求渠道多元化。

　　“人大、政协、基层团体，以及媒体、听证会、民意调查、民主恳谈会等等，都是多元化诉求渠道的表现形式，”王长江说。

　　我国基本形成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一整套利益表达诉求机制，包括政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信访制度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表达提供了基本的制度环境。

　　新的问题是随着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单位”功能的弱化，在基层群众中时常出现诉求表达渠道不畅的情况。

　　每年召开的人大和政协会议，是不同利益者的代表能够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反映利益诉求的平台。各种社会组织的出现，也代表了不同的利益群体。除了妇联、工会、共青团，不少新型的社会组织又开始寻找各自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

　　如何在平时使这些制度资源得到更公平的使用，是建立畅通、多元化利益表达渠道的重要方面。

　　“信访是一个重要渠道，”戴焰军说，“此外，还要更多地关注网络、社会组织的发展等更广阔的民意空间。”

(责任编辑：柯芸)